达摩祖师创立的禅宗影响了谁？

达摩祖师与慧可大师（图片来源：资料图）

 

文/明贤法师

 

自古以来，禅宗学人求法，都要参问一句：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西来传法的高僧里，达摩祖师是禅宗的开山祖师，禅门五家七宗几乎占据了汉传佛教的半壁江山，不断内化为中华文化的鲜活血液，也深刻影响了东亚地区的社会与文化。

 

祖师西来：“教外别传”与汉地的甚深因缘

 

当前，世间的文艺似乎给达摩祖师安插了种种世俗的想象。抛开这些与祖师无关的标签，回到历史的图景中，可以看到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达摩祖师孑然一身，泛海东渡，在南海（今广州）登陆时，正是南北朝这个朝代更迭，而佛教正在汉地抽枝散叶、逐渐成熟的时节——南北的僧人们传译、讲著经论，探究义学，实践大小乘的各种禅法，梁朝的皇帝付出了一位帝王的身份和心血全力奉佛。

 

达摩祖师在南方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投苇渡江，一路北上，抵达自己化缘的所在地——少室山。此后，祖师甚少言语，终日面壁而坐，而得“壁观婆罗门”之雅号。在此之前，这位“壁观婆罗门”已经在北上途中点拨了一位智慧超群的僧人神光禅师。神光禅师慕迹而来，展开了这段禅宗史上最著名最重要的传法公案。

 

在达摩祖师来华前，其师多罗法师曾付嘱他“往震旦设大法药，直接上根”，而神光禅师求法心切，正是大法药之堪受者。他寒夜立雪，福至心田，毅然断臂，呈臂奉师，终得达摩祖师安心法要，当下悟道。神光禅师从此得法名慧可，并于此后六年，倾力事师。

 

九年将近，法种已传。达摩祖师将四卷《楞伽经》交付给慧可禅师，诲诫他未来护持如来正法眼，阐扬心地法门，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并付嘱传法偈：“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悟，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摩祖师传法毕，思化缘已尽，法子已得，便不再回避嫉妒者的对他的毒害，端坐而逝。

 

得人传法，法种如同薪火，渐渐可以燎原。在经历了二祖到五祖弘忍大师一脉单传的阶段后，到了六祖慧能大师，达摩祖师开启的禅宗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弘忍大师后，禅宗分出南北二条道路，而又以慧能大师所传之南宗顿教直契祖师心印，终成禅门正统而化度无数。此后，从青原行思与南岳怀让禅师两系下，渐渐演化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正应了达摩祖师“一花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的偈言。唐宋以降，禅宗极为兴盛，直到今天，一直是汉传佛教的最为重要的支柱门庭。

 

不立文字：提携中华文明至最高境界

 

对于达摩祖师所传的法要，后世学人常常纠结于藏经所载《少室六门》的真伪。事实上，依据达摩祖师的论著仅作文字和思维解，并不是一条了解其法要直接而准确的通道。即便辨清了论著的真伪，祖师心印之要全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而非文字之雅畅、禅法之炫目。若不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文字真伪之辨恐怕反会让学人南辕北辙、得不偿失。

 

达摩祖师传法所在的南北朝时期，正是汉传佛教逐渐成形的阶段。从佛法进入汉土到这一时期，究竟什么样的法门更适合这里的众生？佛法的根本智慧究竟以何种因缘可以直接契合到华夏的文化中来？大小乘宗派、各种法门都在这片深厚的土壤中摸索、酝酿和生长着，与这个国度不断磨合着。

 

从外在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禅法种类显得十分多元，修行人似乎有着更多选择和尝试的机会。但是，这一时期的禅法多源于小乘见地，又受到传统玄学的影响，容易耽于修身养性的追求，偏于技巧修定的误区。故道宣律师曾批评南朝禅法“可谓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实”，北朝禅法“虑之所及，智之所图，无非妄境域心，斯是不能返照其识，浪执境缘，心静波惊，多生定障”（见《习禅篇总论》，碛砂藏本《续高僧传》，卷二一）。可以说，早期禅法只是佛教修行的一部分，而达摩祖师开启的禅宗，是佛法的核心，也可以含摄佛法的全部。

 

钱穆先生在《六祖坛经大义》一文中曾经这样评价：“在后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两大伟人，对中国文化有其极大之影响，一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一为南宋儒家朱熹。自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已历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经，派别纷歧。积存多了，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番极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的当下直指。这一号召令人见性成佛，把过去学佛人对于文字书本那一重担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简易方法，使此下全体佛教徒，几乎全向禅宗一门，整个社会几乎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学路径，把过去吃得太多太腻的全消化了。也可说，从慧能以下，乃能将外来佛教融入于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

 

这样一个令汉传佛教乃至中国文化满盘皆活的禅宗，慧能祖师是全面展开者，而他的继承正是全部来自于达摩祖师这位天竺高僧。

 

禅宗的出现令中华文明在盛唐时期化解了积滞的问题，规避了教条化的误区。这正顺应了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反对繁琐逻辑思辨和“术”的裹挟的特质，也承续了佛陀教外别传的心要，以及魏晋时期鸠摩罗什大师与僧肇大师等前贤在早期奠定的般若中观的教法基础。禅渐渐成汉传佛教特质所在。

 

有学人指出禅宗之“禅”与“禅那”之“禅”的概念差别，认为禅宗是“禅”的一种，这是就禅法与宗派而论。禅宗之“禅”与禅那之“禅”确非一致，但其中区别恰好相反，禅宗之“禅”是佛法的全部，而能含摄具体的“禅法”。

 

禅宗的特质是于“有我”处励志修心，因此在后世，有“无门为法门”、“久坐必有禅”等直接的修行门径。禅门直接否定了“理论体系唯一真理性”的刻板概念依赖，毫不留情地斩断了任何刻板概念的生起来源，因而只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时时勿忘无次第。禅宗以般若为依据，再再参寻，虽也不易，而一旦见性则直趋上品。

 

在禅宗的门下，不允许修行者将明心见性预设成为遥远的事，这是最务实的做法，因为释迦牟尼佛以其二十七年的反复宣说，都在试图令所有弟子明白：一切善恶本性都是般若，直面本性，大众都是佛。

 

因此，禅宗设定的第一步修行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并不将等持、等至、静虑无色、九次第定等次第作为明心见性的唯一条件，而是以“十地顿超”的金刚喻定作为直接目的。即便悟后仍需渐修，但也仍然坚持要先“悟”，因为悟后的修已全然不同。这“一切众生皆可以先悟”的手段，恰恰严格遵循了龙树中观所立之教旨。禅宗不提倡“独立止”或“独立观”的分裂修持，一再提奖定慧等持，也是基于龙树菩萨对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所采取的“大政方针”，历史上的禅门，一再提倡“十地顿超无难事”及“毗卢顶上行”，呵责十地，甚至呵责等觉、妙觉菩萨，而直接与释迦牟尼佛同筹，这就是其中的原因。

 

禅宗的“不许思量”决不仅只在向上一路时才使用。这乃是归心于道的广泛而绝妙的应用，很显然这是一个更高文化层次的修行常识，超出了形式者的认知范畴。这就是禅宗，立足于“不立文字”的低处，提携一切文字到妙处，深符中国文化的“道、非常道”的立言之本，以“非有为”的自然方式，重构了“先道后德再仁义礼智”之道德伦理的社会秩序，不尚逻辑思辨却深知道德伦理之秩序，拉开超越逻辑思辨的大格局，最终提奨逻辑思辨进入超逻辑思辨的“不立文字”境界。这是中华文明的灵魂与特质所在，是中华文明的最高境界。

 

禅宗东渡：法启盛唐，慧泽千秋

 

达摩祖师开创了如此高超的宗派，不仅为汉地佛教打开了一扇直接佛心的大门，也为海岸以东的日韩众生开启了直契般若性海的通道。

 

禅宗在唐代的逐渐盛行，很快受到远来求法的东瀛僧人的关注。当时正是日本的奈良时期，天台僧人最澄、义真、圆仁等法师最先将《六祖坛经》及牛头法融禅师的法要介绍到了日本，这是日本佛教与禅门最早的接触。

 

到了镰仓时代，正是南宋时期，禅宗在日本正式立宗。比叡山的荣西法师于1168年入宋求法，1187年在天台山万年寺虚庵怀敞禅师座下得传临济法脉，四年后开启了临济宗在日本的传承。荣西法师著有《兴禅护国论》三卷，介绍禅的由来与禅法的不可或缺，日本禅宗由此逐渐兴盛。荣西法师被视为日本禅宗的开山祖师，其弟子亦禅人辈出。此后又有辨圆、圆而禅师等留宋求法僧回国大力弘扬临济禅。除了日僧求法归国，中国禅师也多有东渡传法，著名的有如兰禅师、道隆禅师、兀庵普宁禅师、大休正念禅师、一山一宁禅师等。

 

禅门五家，传至日本的主要有临济、曹洞两家。日本曹洞一脉的开山祖师是道元禅师。道元禅师原是荣西禅师法嗣的弟子，他在1223年为求明悟心性而来华求法。他四处参学，最后在天童如净禅师座下参学数年，桶底脱落，受曹洞法脉。回到日本后，道元禅师创建永平寺，著《正法眼藏》、《永平广录》、《永平清规》、《广劝坐禅仪》，广传曹洞禅法，而成日本禅宗史上之巨匠。由此，日本禅宗在临济、曹洞两大法统下，影响了一代禅风。

 

到了日本历史上的南北朝及室町时代，禅宗承前辈栽植之力，进入隆盛时期。临济宗渐成以京都及五山十剎为根基的格局。而曹洞宗另辟道路，循道元祖师“不近王臣”的训诫，广泛开展民间社会的教化而门庭大振。

 

禅宗的影响已然超越寺院山门，走入民众的生活，在文学、艺术、武术等各个领域化显为日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要素。禅宗本身也受到日本本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日本禅文化。禅宗慈悲、质朴、一死生的精神为日本武士精神所吸收，糅合儒、道两家，渐渐形成武士道文化。禅宗“平常心是道”的精神，演化出茶道、花道和独特园林风格。禅的真实质朴被提炼为“清寂”的观念，形成日本独有的典雅、简约的审美意趣和生活风格，广泛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虽然这种普遍也带来了世俗化过重的倾向。

 

盛唐时期，关注禅宗的除了日僧，还有高丽的留学僧人。早在公元4世纪，佛教就已经传入了当时高句丽王朝。隋唐时期，海东不断有僧人入唐求法，著名的法相宗传人、玄奘大师高足圆测法师便是新罗僧人。

 

唐太宗时代，有法朗禅师承四祖道信禅师心要，回新罗弘法，神行禅师继承其法要。南宗盛行后，道义禅师师依马祖道义禅师弟子西堂智藏禅师学习南宗禅要，得法后弘传于新罗，又经其弟子阐扬，而使禅门正传成为新罗禅宗的主流。道义禅师外，有洪陟、慧昭、体澄、元染、梵日、道允、智诜、行寂、顺之等禅师各依中国师从的法门，把禅要传回新罗，开启了实相、迦智、阇崛、桐里、圣住、师子、曦阳、凤林及须弥九家，被称为“禅门九山”。新罗僧人对禅门各家的传承较为完备，可谓宗风健全，禅道蔚兴。

 

此后，海东佛教经历了“禅教并立”的时代，期间因台宗的兴起而一度受挫，此后又在诸大德的努力下再度重兴。有学一、坦然禅师开曹溪宗，禅风大化。曹溪宗又得普遇、慧勤禅师大力弘扬，独占鳌头。此后，禅宗又经历了李朝时代的隐微，及至近代，随着朝政的更迭与世界局势的变化，宗门亦久经沉浮，却依然宗风不断。

 

较之于日本，韩国禅宗之盛衰消长受到中国禅宗的影响更为密切，同时也反过来在两国佛教的往来中影响了中国佛教。当然韩国禅宗也与其他各宗互相演运，而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禅宗的教化曾经深入军队，曹溪宗在近世遭遇世俗化的潮流时并不随俗而坚持古风。并且，韩国的佛教还因地理位置的优势影响到了日本佛教。在东亚汉传佛教的文化圈里，曾经有不少日本僧人转道韩国前往中国，韩国可谓中国禅宗东传的中转站与会通中日佛教的结合点。

 

多罗禅师曾经预言达摩祖师的化土上“获菩提者不可胜数”，达摩祖师曾教诫慧可大师“未来潜符密证者千万有余”。自古以来，依禅门修行而获证的不可胜数的禅人或隐或显，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如同无数的菩提种子，将不二智慧散播至众生心田。同时，禅宗的弘传打破了海峡与国家的界限，沟通了东亚国家间的信仰、文化与民族等各个层面的交流与融通。禅宗直契心性、打破一切形式障壁的特点已经深刻融入到东亚地区民众的思维习惯之中，成为传统生活形体不可隔离的部分，并且在今天依然不断适应着时代的演变。在东亚地区，禅不仅是佛教信众的禅，也是广大民众的禅。

 

禅法回传：如何是祖师西归意

 

达摩祖师不远万里自天竺来，佛陀心法在东土开花结果，蔚为大观。对佛陀故乡而言，祖师所传之“禅”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汉传佛教的禅宗，其形有别于印度佛教诸法门，其神不异于佛法正宗，既是教外别传，更是教外直传。故追根溯源，禅的源头在佛陀，禅的故乡在印度。然而，历史上佛教在印度的式微，使大乘禅法以及这位禅宗西天第二十八祖并没有受到故乡后人的重视。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

 

历史上，玄奘大师曾为大乘佛法的回传做出过极大的努力与贡献。今天，禅门的后人、大乘佛法的受益者，也深切地企盼，有一天大乘佛法能够回到故乡，禅宗能够回归故里。而今，中印两国在宗教与文化上日益频繁的往来乃至渐成共识，使得这一契机又重新摆到人们面前。

 

不久前，莫迪总理在佛陀成道处金刚座的大菩提树下发出“应重视复兴印度大乘佛教事业”的倡议，提出将菩提伽耶建设成为灵性首都的美好愿景。这提醒我们，在印度这片受益于佛法的土地上，人们有必要回溯佛教的历史，回顾佛陀曾经的言教，了解古老国度的智慧带给世界的无尽宝藏。达摩祖师是汉传佛教的祖师，更是印度佛教历史长河中的璀璨光耀的硕珠。在这自古崇尚智慧与解脱的国度，大众有理由像怀念玄奘大师一样缅怀达摩祖师这位对亚洲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德，给予这位智者以应有的重视与敬仰。

 

曾经，达摩祖师“只履西归”，却将禅的智慧深植于汉土。而今，当我们沿着往来过无数高僧大德的佛法弘传之路以及修学佛法的心路回溯往昔、相聚古国时，不免疑情再起，禅宗何时能回到家乡？大乘佛法能否有机缘回哺故土？或许，“如何是祖师西归意”将成为今日禅人、诸乘佛子与中印两国后人都应当参究的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