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阿育王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地位？原来和苏轼《宸奎阁碑》宋拓孤本在日本的流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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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寺遗址在中国佛教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地位。

民国之前，日本虽然鲜有苏轼书画真迹，但有一件碑刻拓本不可小觑。这就是苏轼《宸奎阁碑》，堪称宋拓传世孤本。

《宸奎阁碑》，全称《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碑》，是苏轼为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所书的碑文。宸奎阁乃是大觉禅师怀琏为收藏御赐颂诗而命名的寺内楼阁。宸奎阁碑立于宋元祐六年（1091年）正月，苏轼撰文并书。碑额碑文均为正书，廿二行，每行字数不一（满行卅五字），计六百余字。大觉禅师怀琏本是庐山圆通寺禅僧，仁宗皇帝因笃信佛法，特召其入京，赐居十方净因禅院，且与其问答佛法大意。仁宗对怀琏及其问答甚为满意，为其手书十七首颂诗，并赐号“大觉禅师”。后禅师虽多次乞归，但均被仁宗挽留，直到英宗之世的治平三年（1066），才被恩准离京，隐退于四明阿育王山广利寺。为感念皇恩，怀琏特于寺内兴建楼阁，以供奉颂诗宸翰，并取名为“宸奎阁”。阿育王山寺历史悠久，相传东晋时期于四明一山中发现舍利塔，遂被信奉为阿育王所建八万四千宝塔之一，此地亦被俗称之为阿育王山。后于山中增建寺塔、僧舍等，梁武帝时，赦建堂殿房廊，并赐额“阿育王寺”。至唐宋时期，又先后加以修复或重建，并被赐名“广利寺”。南宋以来，该山寺与杭州临安府之径山兴圣万寿寺、北山景德灵隐寺、南山净慈报恩光孝寺和明州庆元府太白山天童景德寺一起，并列为天下禅宗五山。大觉禅师怀琏可谓是阿育王山广利寺中兴之祖。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宸奎阁碑》初拓

苏轼因与大觉禅师为故交，受其门徒之请，于公务之暇精心撰文并挥毫。因碑石早已被毁，具体尺寸已无可稽考，只能从现存日本的这件宋拓本知其大概。

碑额左右分别刻有龙图，中间大字楷书“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碑铭”。碑文记述了大觉禅师应仁宗皇帝之召，于京城弘扬佛法，并接受仁宗十七首颂诗于宸奎阁供奉的缘由与经过，并披露了苏轼作为大觉禅师旧交，应其弟子之请撰写碑文等内容。行文结构严谨，言简意赅，从中可以看出苏轼超凡的文学才能。对此碑文（见文末所附），《东坡全集》等文献多有收录，但文字均稍有异同，本文所附则是据日本所藏宋拓本而录。

苏轼元祐四年（1089）以龙图阁学士身份知杭州，翌年五月疏浚西湖，筑苏堤，后不足一年，即元祐六年（1091）三月，奉召回京充翰林学士，同年五月抵京师。不久，又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从碑文落款“元祐六年正月癸亥”可知，其撰写时间正是其即将离任回京的时期（1091年初），时年五十六岁。同年还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欧阳修撰、苏轼书）、《半月泉诗并题名》、《祷雨诗话》等问世，是其诗书丰硕之年，也是其大字楷书大放光彩的时期。

从《宸奎阁碑》拓本来看，整体给人以谨严正直之感，又充满了凛凛之气，字体沉稳端正，丰满浑厚，不失为晚年楷书杰作。观看此碑，又不禁令人联想到颜真卿《东方朔画赞》，可谓苏轼承继颜体书风实证之一，同时也可藉此窥知苏轼晚年书体书风之细微变化。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宸奎阁碑》初拓（局部）

《宸奎阁碑》立后数年，由于复杂的党争、党禁，苏轼蒙受迫害，甚至连此碑石也遭损坏，幸而有原石拓本流入日本，被保存了下来。

阿育王寺现存石碑是明万历十三年（1585），郡王蔡贵易据范氏天一阁藏本双钩重刻，当时及其后相当长时间都以为该藏本为原拓，后钱大昕登临天一阁得以寓目其底本，才发现是“元统二年（1334）重刻”的元代刻本（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续》）。因文献著录阙如，可知原石初拓于本土早已佚亡，而早年传往日本的则是已知唯一的宋拓孤本。

该原石拓本据传是入宋求法的“圣一国师”圆尔（1202-1280）携归日本的。圆尔为镰仓时代临济宗高僧，日本嘉祯元年（南宋端平二年、1235）入宋，于江浙一带遍访山寺名僧，后拜径山万寿寺住持无准师范为师，修习佛法，并深得无准师赏识，伴随其左右，刻苦修炼达五年之久。仁治二年（南宋淳祐元年、1241），圆尔携大量书画物品，以及典籍千余卷归国，先于登陆之地的九州创建承天寺、崇福寺等，传授禅宗。后受邀上京（京都），创建东福寺，大力弘扬佛法，还曾于宫中讲禅，深得朝野信赖，晚年回到家乡骏河（今静冈县）。据传日本著名的静冈茶，最初就是由其从中国带回的茶种种植的，故至今圆尔仍被视为“静冈茶之始祖”。鉴于圆尔为传播和弘扬禅宗佛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其圆寂后被花园天皇追谥为圣一国师。

▲圣一国师像

关于圆尔生平及其入宋事迹，圆尔的再传弟子、镰仓后期著名学问僧虎关师炼（1278-1346）所著日本佛教通史《元亨释书》（大约成书于1322年，活字版收录于《大日本佛教全书》和《国史大系》）最为详细、可信。

京都东福寺因其开山祖师圆尔曾入宋求法，且与无准师范为师徒关系，故至今收藏着包括被指定为国宝的《无准师范像》（有嘉熙二年自赞）在内的诸多中国文物。寺院大殿仍供奉着无准师范的牌位，每年定期行祭祀之礼。

至于《宸奎阁碑》拓本，虽无史料明确记载其传入日本的经过，但看作是圆尔从中国携归的众多书画典籍之一，似无可疑。该拓本曾长期收藏于东福寺，江户时代末期流出，为书画家浅野长祚（1816-1880）所得。

浅野长祚，号迟香、蒋潭，晚年又号梅堂，故世间多以浅野梅堂称之，堂号“漱芳阁”，曾为江户幕府幕臣，又善书画，精鉴赏，富藏书画与古籍，所藏珍本多钤藏书印“浅野源氏五万卷图书之印”。著有《漱芳阁书画记》和《漱芳阁书画铭心录》等书画录或画论。其得到东福寺流出的《宸奎阁碑》拓本后，爱不释手，还依据法帖形式，将其制作成碑帖，以《宋本宸奎阁碑拓本》刊出（1865）。目前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机构还藏有浅野氏刊本。

在浅野氏收藏这一宋拓孤本期间，还有一位苏轼爱好者向山荣（1826-1897）对此也十分羡慕，极欲到手。向山荣，号黄村，幕府高级官僚，主要负责对欧美国际事务。明治维新后，专注于汉诗文创作，参与诗社晚翠吟社活动，为明治诗坛活跃人物。向山又富收藏，善书法，尤其喜爱苏轼，自命堂号为“景苏轩”，有《景苏轩诗钞》(上下卷)传世。尽管其对《宸奎阁碑》垂涎欲滴，但又因价昂一时难以入手。后来将自己珍藏的古写本《论语》、宋版《梵网经》等贵重书籍售于古书店琳琅阁，然后购得《宸奎阁碑》拓本，生前又捐赠给当时的宫内省图书寮。据琳琅阁第二代店主斋藤兼藏回忆，现藏宫内厅书陵部的《宸奎阁碑》是经琳琅阁第一代店主斡旋，由向山荣捐献的（见斋藤兼藏《初代琳琅阁主人及其周边》，反町茂雄编《纸鱼的往事明治大正篇》所收）。由此可证，世间所谓该拓本是当时的宫内省图书寮从浅野长祚或向山荣之手高价收购的传闻是值得怀疑的。现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宸奎阁碑铭》，是依据浅野氏刊本而私制的双钩摹本，其封里有市岛春城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所书的简短题识，即误记为该碑铭“梅堂殁后由宫内省投千金购得”。

以上可知，《宸奎阁碑》初拓本保存至今，递藏有序。最先是由入宋的圆尔禅师携归日本，然后是其创建的京都东福寺长期收藏，后转归浅野长祚，再后入向山荣之手，最后由向山荣捐献给宫内省图书寮，即现今所称宫内厅书陵部。

由于现藏者宫内厅书陵部及其前身宫内省图书寮为皇家图书馆，故该拓本鲜少拿出展览，致使一般读者难得一见。不过，该拓本入藏皇家机构百余年来，曾许可出版过两次碑帖，一次是1911年4月由书道振兴会刊印的《苏东坡宸奎阁碑》，只是印数有限，现已很难看到。另一次是1972年1月由二玄社复制的《宋苏东坡宸奎阁碑》，列入该社“书迹名品丛刊”，现已多次再版，是较为通行的版本。

近代以前，日本似乎也不清楚中国大陆是否还藏有《宸奎阁碑》初拓，进入明治时代以后，随日本学者来大陆考察，才逐渐了解到阿育王寺现存石碑为明代重刻，另外从中国文献中见不到初拓本的相关著录判断，《宸奎阁碑》初拓于中国本土业已不存在。

近代日本学者中，较早前往阿育王寺考察的是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1867-1954）。其于1907年9月至12月，巡游江南各地，在宁波府考察了天宁寺、延庆寺、阿育王寺和天童寺等，并在其《江南行游略记》中，记述了阿育王寺的概况，最后明确记载“寺内有苏东坡撰书的《宸奎阁碑铭》”（见《伊东忠太建筑文献5·见学纪行》，龙吟社1936年）。

十年后，又有建筑与考古学者关野贞(1867-1935)来华考察，其于1918年9月20日至阿育王寺，并在寺僧陪同下参观，于大雄殿目睹众僧读经。遗憾的是，当时舍利殿、天王殿等正处于维修过程中，致使其未能尽情饱览。

其后则是佛教学者常盘大定(1870-1945)于1920年代前来造访，并对寺内建筑与遗物等做了详细考察和拍摄记录，还拓下《宸奎阁碑》，后将该拓片收录于其与关野贞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第四卷（法藏馆1939年）。当时《宸奎阁碑》与《妙喜泉铭》《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一起，保存于舍利殿前的塀壁中。

▲常盘大定拓制阿育王寺明代重刻《宸奎阁碑》

常盘大定在解说中记述：“《宸奎阁碑》有跋文，这是后来蔡贵易于万历乙酉（万历十三年，1585）添写的。根据跋文交代，宸奎阁不知毁于何年。寺西折数十步，有妙喜泉，相传泉中有沉碑。因此，蔡贵易至四明之时，命僧索之水中，乃得唐范之书《常住田碑》一方，其背面有宋代张无垢撰写的《妙喜泉铭》。由此，数百年旧迹，一时得以轩露。其后，对于范东明司马与苏长公的阁记，跋文中还记载：司马家所藏有长公之旧刻，蔡氏为之欣然，遂双钩入石，补阿育王寺之阙典。根据跋文内容，我们得以知晓，嵌在舍利殿前塀壁中保存下来的《宸奎阁碑》是明代重建的。”（《中国文化史迹》第四卷解说）事实证明，常盘大定根据蔡贵易重刻碑题识（跋文）所作的解说是十分中肯的。

从常盘大定拓制、并收录于《中国文化史迹》里的明代重刻碑拓本来看，阿育王寺现存《宸奎阁碑》似从剪装本复制而成，不仅与原石行款有异（明代重刻碑仅17行），而且字体亦有失原石端正丰满之势。因此，从研究角度来讲，原石拓本更为珍贵。

在地震火灾频发的日本，一件纸本墨拓历经七、八百年，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实属不易。而且，作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实证，这件初拓本更值得珍惜。同时，也希望我国有关方面能借助日本所藏，重刻一方《宸奎阁碑》，立于阿育王寺，以复其旧观。

附《宸奎阁碑》铭文

皇祐中，有诏庐山僧怀琏住京师十方净因禅院，召对化成殿，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逸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固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遇休沐日，琏未盥漱，而户外之屦满矣。仁宗皇帝以天纵之能，不由师傅，自然得道，与琏问答，亲书颂诗以赐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书乞归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体也。将安归乎？不许。治平中，再乞，坚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赐诏许自便。琏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归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广利寺。四明之人，相与出力，建大阁，藏所赐颂诗，榜之曰宸奎。时京师始建宝文阁，诏取其副本藏焉。且命岁度僧一人。琏归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来告曰：宸奎阁未有铭。君逮事昭陵，而与吾师游最旧，其可以辞！

臣谨案，古之人君号知佛者，必曰汉明、梁武，其徒盖常以藉口，而绘其像于壁者。汉明以察为明，而梁武以弱为仁。皆缘名失实，去佛远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尝广度僧尼，崇侈寺庙，干戈斧质，未尝有所私贷。而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此所谓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琏虽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严甚。上尝赐以龙脑钵盂，琏对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坏色衣，以瓦铁食，此钵非法。使者归奏，上嘉叹久之。铭曰：巍巍仁皇，体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师传。维道人琏，逍遥自在。禅律并行，不相留碍。於穆颂诗，我既其文。惟佛与佛，乃识其真。咨尔东南，山君海王。时节来朝，以谨其藏。

元祐六年正月癸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两兵马钤辖兼提举本路兵马巡检公事、武功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臣苏轼撰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