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与中国佛教文化

江南首寺

　　建初寺的建立开风气之先,为初来江南沙门提供了生活起居之地和佛事活动的方便。

　　佛教文化流入南京,始于东汉献帝(189-220年)末世。自孙权建立东吴政权定鼎建业(南京)之际,佛教南渐。

　　公元222年,精通汉文、梵文等六国语言的西域大月支(氏)人支谦从洛阳来到吴地,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十分器重,拜为博士。支谦就在建邺传授佛教,翻译佛经。这可以说是南京佛教初传,也是佛教在吴地正式传播的开始。

　　东吴赤乌十年(247年),西天竺沙门康僧会至金陵,营建茅庵,设立佛像,进行传道。当时吴人初见佛门僧人,观其形貌衣饰奇异,怀疑有诈。孙权在得到禀报后,马上召见康僧会,问他“你传之道,有何灵验?”康僧会说:“佛祖仙去,转眼已过千年。他的遗骨舍利,依然神光照耀。从前,印度阿育王建起寺塔八万四千座,就是为了彰显佛祖的遗教风化。”孙权不信,说:“如果你能得舍利,我就为你建造寺塔,如果是虚夸妄语,国有法规,你必受刑。”康僧会要求孙权给他七天的时间。他和僧徒们洁斋静室,把铜瓶放在几案上,烧香礼请舍利。七天过去,铜瓶内悄无声息。康僧会请求再给七天,孙权同意了。结果舍利依然没有被请来。康僧会再次要求孙权给他第三个七天。孙权勉强准许。康僧会对法门属众说:“宣尼(孔子)有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灵应降,而吾等无感?现在怎能面对国王的法令?只有誓死为期了!”第三个七天的晚上,还是没有见到舍利出现,所有僧徒,莫不震惊恐惧。到了五更之时,忽然听到瓶中有声响,康僧会立即前往观看,瓶中果然获得舍利。

　　第二天,康僧会把舍利献给孙权,举朝文武大臣一起前来观看,五色光芒,照耀到瓶外。孙权拿起装舍利的瓶子,把舍利倒在铜盘上,铜盘立刻被穿透。孙权肃然叹曰:“这真是世间少见!”康僧会说:“舍利的神威,岂止只有五色光芒呢?如要焚烧,火不能毁坏它;如要砸碎,金刚杵也不能破碎它。”孙权让侍从试验。康僧会发誓说:“法云方被,苍生仰泽,希望再垂神迹,以此广示威灵。”舍利被放在铁砧上,大力士用锤去击打,结果锤砧俱陷而舍利无损。孙权大为叹服,于是为康僧会造建初寺,并建阿育王塔,据传系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中之一。这段历史被敦煌壁画记载了下来。

　　因为这个缘故,东吴大地,始有佛寺。建初寺的建立开风气之先,为初来江南沙门提供了生活起居之地和佛事活动的方便。由此江东吴地佛法大兴。

　　初唐第323窟敦煌壁画。孙权建造建初寺并阿育王塔，供奉康僧会请得的舍利，这段历史被敦煌壁画记载了下来。

举国兴佛

　　上至帝王宗室,下至世家大族、平民百姓都崇信佛事,佛教乃成为国教,兴盛空前。

　　南朝(420-589年)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均以南京为首都。佛教在东晋已有较大发展,至南朝,由于宋、齐、梁、陈四代王朝的大力支持和提倡,佛教进入了一个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阶段,隆盛整个江南。当时在南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以至很多佛教戒律都出自南京。

　　中国比丘尼如律受戒始于金陵。佛教传入中国后,戒律一直不完备,尤其是比丘尼没有如律受过戒。公元430年,来自狮子国的第一批比丘尼共8人来到建康,目的是为中国比丘尼授戒。按照规定,授戒者必须要懂当地的言语,而且必须10人以上才具有授戒资格。因此这8位比丘尼先在建康学习汉语。公元433年,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来到建康,满足了授戒人数的要求。应景福寺尼慧果和净音之请,铁萨罗等于公元434年在南林寺设坛传戒,请印度僧人僧伽跋摩为传戒师,为三百余尼僧重受具足戒,创中国比丘尼如律受戒之始。据传,当时曾在建康建铁萨罗寺,以纪念此事。

　　汉传佛教不食酒肉开始于梁武帝时期。梁武帝坚持素食,不食肉。公元511年,武帝亲自颁《断食酒肉文》,要求僧尼吃素食。他还以杀牲祭祖“无益至诚,有累冥道”为由,改变了历代天子太牢血祭的礼典,直至梁亡。但是僧尼不食酒肉的仪轨从此确立了下来。

　　南京栖霞寺千佛岩石窟造像是我国南方开凿最早、规模最宏伟的佛窟群,始于南齐永明二年(484),几乎与北方的云冈石窟同时代。最早开凿的无量殿中无量寿佛像坐身高三丈一尺五寸,总高四丈,观音、势至两菩萨像分侍左右,各高三丈三尺。此窟及窟中佛像为千佛岩之最。自无量殿东去,岭上岭下,依岩之高下就壁凿龛,状若蜂房,龛中造像,神态各异,大有丈余、小不盈尺。全山先后开凿了二百九十四个佛龛,造佛菩萨像共五百五十尊,号称千佛岩。

　　尤其是萧梁一朝,大批西域和天竺名僧前来,译经事业空前发达。佛教与中华儒道思想交流争鸣更为突出,也促进了佛教义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丰富的著述,并形成各派学说。江南各地大规模建造寺院,佛教徒不断增加。

　　梁武帝萧衍(464—549)年轻时曾信奉道教。登基第三年便率僧俗二万人举行大法会,宣布自己“舍道归佛”。他希望通过“以佛化治国”的途径,将人们从对现实名利的关注引向彼岸和未来,以此求得生命得永恒与超脱。

　　梁武帝大力倡建寺院。同泰寺、大爱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开善寺等都是梁武帝所建造。他还大造佛像,如同泰寺的十方金像、十方银像,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等,都非常宏伟。梁武帝皈依佛门后,曾四度舍身同泰寺。贵为皇帝却舍身出家,此种做法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提高了佛教的地位。

　　梁武帝广泛结交当时的名僧,光宅寺法云、开善寺智藏、庄严寺的僧旻被称为梁的三大法师,其他如宝志、宝唱、僧祐等,都受到礼遇。他还热心讲经,不但请僧人讲,还亲自讲经,经常宣讲的有《涅槃经》、《般若经》等。他还请当时的学问僧编著佛教书籍,他也亲自著作,据说有《涅槃经》、《大品经》、《净名经》等义疏百卷。存世的除《成佛义记》和《敕答臣下神灭论》外,还有译经序和有关佛教的诏、颂、文、赋、诗等。他还创立了“三教同源”说,把佛教比做月亮,儒、道喻为众星,认为这三者既有高下之别,又相互辉映。为了驳斥范缜的《神灭论》,他动员名僧、权贵64人,写了75篇论文,对“有神与无神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