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静：浅析佛教思想与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汶川大地震、“诈捐门”、三鹿毒奶粉、全球经济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的爆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当今社会的焦点问题。一群信仰佛教的企业家，因其在经营实践中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得到社会认同。

企业到底该肩负起哪些社会责任，如何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需要法律保障，更需要思想道德来保障。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建设，需要发掘文化精髓中的思想资源。有学者认为佛教思想“在过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未来是解决人类精神问题的必由之路”[1]。关于佛教思想和生态关怀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同样，佛教伦理思想和道德学说能为解决企业责任危机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事实证明，佛教思想能为企业所用，且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具有很大影响。

本文梳理了佛教与商人的历史渊源和现代佛教与企业家的联系，从中分析佛教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思想支持的可能性。通过对佛教教义和经典，尤其是菩萨行思想的重新解读，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践提出新的启示。最后，用佛商企业和企业家学佛团体的典型个案说明佛教思想对社会责任实践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一、佛教与企业之因缘

佛教与商人自古以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在商人的支持下发展传播，商人在佛陀教诲中受益，因此有很多关于商人的经卷，在文化资源方面给企业责任带来有益的启示。在当今社会，佛教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同样紧密，很多皈依佛教或者学习佛法的企业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影响巨大，使佛教思想指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群体基础。

（一）佛教与经济活动主体的历史渊源

早期佛教与商人

佛教初创时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商人首先支持了佛教的发展。佛陀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后，首先向他敬献食物的是两个商人。[3]佛陀度化的第一个世俗人，也是一位商人。[4]佛陀游化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商道，僧侣与商人结伴旅行，成为风气。[5]另外，佛陀肯定商人作为职业的如法性，“何等为方便具足，谓善男子种种工巧业处以自营生，谓种田、商贾，或以王事，或以书、疏、算、画。”[6]佛教为商人争取社会地位方面，也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商人们听法，供养佛、僧，捐赠僧舍与说法道场。[7]同时，僧人对商人信任、照顾和尊敬，总之，商人与僧侣的关系密切，相互依赖，甚至相互影响。

汉传佛教与商人

佛教是沿着商道传入中国的，是商人打通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之路。[8]中国内地大量的佛教寺院，也多由商人私下捐资兴建。中国古代社会平民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各朝政府皆歧视商人，在经济上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的史书及各地的《府志》、《县志》，鲜有他们真正的生活记录。然而，从中国各寺院残存的碑刻看，在“功德芳名”中，“建寺塑像、供养僧尼”捐资最多的基本上都是本地的富商；设“千僧斋”，启建“水陆法会”的也往往是富甲一方的商人。[9]

（二）近现代居士企业家

直至晚清，中国商人地位才逐渐有所改变。清末民初，随着重商思潮的兴起，以上海工商界人士为骨干的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此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建立了类似的佛学居士团体。[10]

在商业化浪潮的推动下，确切地说是在商人的推动下，中国佛教开始城市化,寺院都市气息日渐浓厚。尽管，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出现了僧人“商人化”现象。但是，可喜的是同时出现了一批以“佛教伦理”指导商务经营的“佛商”。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峰、双星集团总裁汪海、中美合资芬妮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红玲、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勋。这一点将在后文重点举例说明。

（三）佛陀智慧与企业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商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把佛教文化应用到商务管理中，成为企业家和佛教界关注的话题。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一些针对企业家的佛学讲座和课程在各大学开设，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佛教文化中适合商业企业管理的部分被挖掘、整理、总结、提炼出来，形成一门新兴的边缘性管理科学，即佛教商业伦理学。[11]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概念最早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属于社会伦理道德范畴，近年来受到全世界高度重视，而其根本的推动力是人类面临的环境和道德危机。佛教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学说在社会上的影响深广，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上，佛教的超越精神和广博视野，能为社会责任伦理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石。

像古代印度商人与佛教这样的关系，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在思想上同源，同属沙门思想体系，主张革新进步，一切皆变，他们都以城市为据点，有着布施与依赖的经济关系。[12]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汉传特色的山林佛教，已经逐渐被都市佛教所取代。企业家与佛教的关系与古代印度颇为相似，民营企业对佛教事业的护持比重也日益上升。在此契机下，学习佛陀对商人的教诲，重新诠释佛理，以契理契机地为企业家提供思想引导。

二、佛法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资源

（一）责任伦理：此生彼生，业力轮回

为了应对现代社会出现的多重危机，西方提出“责任伦理”概念，以引导社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西方的伦理学界出版了大量的关于责任伦理的著作[13]，并发展出了责任伦理学。他们认为，传统的过失责任太过狭隘,无法适用于理解和把握由于科技进步而使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的社会运行系统，各种困境和挑战很难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单线的、单一原因的责任。

佛教的“缘起性空”理论早在几千年前就对这种思想做了详细阐述。佛教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包括一切众生生命的产生和成长，都有一定的依据，这称之“因缘”。世界的存在和毁灭来自因缘的聚散。“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脱离因缘关系而孤独地存在，万事万物有着和合共住、唇齿相依、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

佛教思想的重要内容，业报轮回和善恶报应的思想根植于中国民众的心中，能为这种新的责任意识提供精神支撑。佛教把一切思想言行的总和称之为“业”，会产生一种作用力“业力”，业力按价值取向有善与恶的区别，善恶的业力决定众生将来轮回的趋势，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业报轮回并不是仅仅指狭隘的生死相续、前世今生的模式，结合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这更是强调对现世生活的责任，妙观察万事的因果联系，以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尊重生态环境为前提，言行举止考虑其可能的产生果报，做到为善去恶。

作为佛教哲学基础的缘起法告诉我们，个人的别业与众生的共业休戚与共，主体的正报与环境的依报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交叉重叠的社会系统里，企业的行为对各方面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企业更需要培养社会责任意识。

（二）商业伦理：如法以获财，得利与人共

前面已从历史角度分析了佛教与商人之联系紧密，因此留下很多关于对待财富态度和处理财富方法的经文，佛陀并不反对在家人求财、护财和用财，但是强调如理如法。下面以《佛说善生经》为例，浅析佛陀关于“求财之道”和“用财之道”的教诲。

企业的持续经营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和载体，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佛陀告诫在家居士，追求财物必须避免六种“非道”。《佛说善生经》言：

居士子！求财物当知有六非道，云何为六？一曰种种戏求财物者为非道；二曰非时行求财物者为非道；三曰饮酒放逸求财物者为非道；四曰亲近恶知识求财物者为非道；五曰常喜伎乐求财物者为非道；六曰懒惰求财物者为非道。[14]

这里列出了六种谋求财物的“非道”，不能通过游戏、赌博等获利，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饮酒放逸，不能用“恶知识”并与邪法害人者为伍，不能用喜伎乐等技艺，不能好逸恶劳。其中，“非时行求财物者”，“亲近恶知识求财物者”两种非道，是某些中国企业最突出的问题。第一，较少考虑环境保护，将利润建立在滥用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基础之上；第二，一些企业用“恶知识”牟利，唯利是图，为富不仁，提供不合格的服务产品或虚假信息，欺骗大众。佛陀虽然没有从正面描述“求财之道”，但佛经里提出“非道”，划出了求财的道德底线。当今的企业懂得佛法的智慧，也许一些悲剧式的事件就不会发生。

佛经里不仅有“求财之道”的智慧，也有“用财之道”的教诲。

“凡人富有财，当念以利人，与人同财利，布施者升天。得利与人共，在在获所按，义摄世间者，斯为近乐本。”[15]

企业财富应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得利与他人共享。在佛陀时期，佛祖指导波斯匿王处理财富，应分作三分“一分奉施如来世尊及比丘众。一分施与舍卫城中贫穷苦恼，无依怙-。一分财物留资国用。”[16]然而，社会责任的内容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佛陀并不需要也不可能确切地指出现代企业应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在生态危机、地质灾难、贫富差距等各种问题交织的现状面前，企业能做而且需要做的“利人”之事很多，重要的是企业需要懂得“如法以获财，得利与人共”的道理。如果企业继续做赚钱的机器和资本的奴隶，社会和环境承接着其带来的后果，人类生存的共业将改变，企业也会无利可图甚至无法生存。在世间万物相连的因陀罗网里，一切行为如法如理，才能创造和谐的“共业”。

（三）社会践行：心怀众生，广修六度

佛教思想，并不是坐而论道的玄学，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践的力量。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是用尽一切手段牟利，是道德的沦丧，内心敬畏感的缺失造成的结果。佛教菩萨思想中心怀众生、救度众生的慈悲情怀，正是现代企业所需要的对社会的责任感。菩萨出世而入世，以种种化身来到人间，解救众生的苦难。企业也应该在社会上盈利的同时，以各种方式去回报社会，承担社会责任。

大乘佛教中菩萨欲成佛道所实践之六种德目——六度，具体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笔者试图进行创造性解读，将“六度”的修行用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从中发现新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1）菩提心与责任心

修习菩萨道，发菩提心至关重要。菩提心，无上智慧的佛道之心，即佛教经典中常说的无上正等正觉心。就凡夫而言，愿意发心修一切善法，学习佛法的智慧，度尽一切众生生出离轮回。愿菩提心，将心行调整到正确状态，然后不断重复，形成习惯，产生强大力量。责任心也是如此，企业的经营者要调整好对财富、对社会的正确心态，而且还有责任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训，使责任感渗透在企业。

（2）“般若”与企业家修养

般若波罗蜜又称为“诸佛之母”，为其他五波罗蜜之根据，而居于最重要之地位。五度只有以般若作指导，才能成为波罗蜜，才能到达彼岸。佛法讲“内修外化”，断了内在烦恼，开启生命的智慧后，才愿意去帮助他人。企业家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增长自己的知识，做到开真实之智慧，对治愚痴，用禅心引领生活，用禅心管理企业，使其实践社会责任。

（3）“精进”与企业发展

精进，依佛教教义，于修善断恶、去染转净之修行过程中，勇猛勤策，上进不懈，不屈不挠努力，能对治懈怠。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把企业做好是首要责任，让企业创造财富，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为员工提供工作机会和职业发展，为国家提供税收，维护经济的稳定运行，做到“方便具足”和“正命具足”。企业的创新发展是实践社会责任的基础。

（4）“持戒”与守法

“持戒”，指受持佛所制之戒而不触犯，并常自省。遵守戒律是修行的基本要求，同样，遵守法律是企业的最低准则。但是国家法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比如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国家也出台收取排污费等环保政策，而独立的环境税迟迟未出，对排污的约束力很低，这就需要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力量。企业家对自己立更高的“法”，从利乐众生的角度，约束自己的行为。

（5）“布施”与慈善事业

布施，指施与他人以财物、体力、智慧等，为他人造福成智而求得累积功德，以致解脱之一种修行方法。布施可分为财施、法施和无畏施三种：财施是指将自己所有的衣食财物施予众生，法施是指讲法之人自己心性清净，对众生宣讲如来正法，使之资长善根，无畏施是指有情众生遇到种种灾难不畏之事时，能安抚救助他们，免去其内心的恐惧。企业除了以缴纳税款的方式被动支持公共事业，更应该以慈悲之心，参与慈善事业，救济贫苦，帮助他人。慈善事业，应如布施的内涵，物质上的施与，心灵上的抚慰，精神的支持都是行善的方式。

三、佛法关照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探索

佛教的“慈悲”总是在“智慧”的关照下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在佛教智慧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好效果。最新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把现今社会中出现的佛教信仰的新方式及其实践，总结为三种类型：（1）法会共修（2）社团运作形式（3）企业公司共修。[17]企业管理者参与的佛教社团和佛教徒创立的“佛教徒企业”，这样的“功德共同体”，为佛教思想运用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了途径和组织上的可能。目前学界还没有对此的定量调研，下文用典型例子说明佛教思想对社会责任实践的影响，这些企业家有虔诚的佛教徒，也有学佛法的“佛教文化人”。[18]

（一）佛商企业

近几年，涌现出一批信佛的商人，“佛商”群体也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他们皈依于佛门，成为佛门中居士，用佛家的智慧和道德观念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和企业管理。作为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老板佛教徒能够通过公司、企业的运作系统而表达佛教信仰及其伦理规范，使公司、企业的经济行为和活动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这些信誉良好的“佛商企业”正是佛教伦理之实践结果，是理想的现代经济组织。

日本佛商企业

在日本企业界，公认的“经营四圣”[19]之一稻盛和夫是日本佛商的典型代表，他一生中创办了两家世界500强公司，运用佛教思想经营公司，取得辉煌成就。稻盛和夫的“自利利他”和“追求人生的善与不朽”的商业精神和经营哲学深深根植于佛教的道德准则。他著有《活着》，畅谈将佛法运用到人生和企业管理的经历和经验。1983年，他创办了“盛和塾”，义务向企业经营者传授自己的经营哲学和管理手法。至今，“盛和塾”已持续27年，企业家塾生已达5500人之多。[20]稻盛和夫用自己的一生践行“如法获财”、“自利利人”的佛教智慧，并影响带动了大批日本佛商企业。

香港佛商企业

香港“旭日集团”美国公司董事长杨洪，是当代著名佛教慈善家、佛教大居士。他以“广植德本，勿犯道禁，慈心专一，忍辱精进”为人生的座右铭，在事业成功后，奉行众善，助人为乐。他认为与其独自行善不如结合众人之力，2000年他在香港设立了“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礼请普陀山普济寺的首座和尚──明治老法师为慈辉总顾问。多年来，该基金每年都投入数千万元在全国各地做扶贫和助教工作，已经在大陆地区实施了上千个慈辉援助项目，累计应用资金已经超过亿元人民币。[21]由于大陆的政策限制，这种现代管理模式的基金会目前无法实践，但佛商杨洪的经历给大陆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未来发展方向。

大陆佛商企业

大陆佛商企业，崛起于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家都是佛门居士，认为“佛理通商情，商情达禅要”，是一群拥有慈悲喜舍之心的商人。[22]王老吉总裁陈鸿道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他不仅自身一直在学佛，每天上班之前要念七遍大悲咒，在集团管理中运用佛理，还请香海禅寺的贤崇法师给他们高管做培训。[23]讲究修行、追求宁静的佛家精神渗入到了加多宝集团的企业文化。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陈鸿道领导的加多宝集团为地震灾区捐出1亿元。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里氏7.1级地震后，又捐款1.1亿元。这种财物布施，使“王老吉”得到社会认同，提高了品牌知名度，善行营销带来更大的利润，更多的资金再次投入善行，如此良性循环，使企业经营和社会慈善达到双赢，值得大力提倡和学习。

（二）企业家学佛团体

近些年，出现了各种禅学会、佛学会、居士联谊会、学佛小组等，形成了研习佛法、分享信仰的群体活动、组织团契。这些团体中不乏企业经营者和高级管理人员。

复旦大学禅学会成立于2007年9月，在复旦大学的人文智慧课堂进修文史哲课程的社会精英，为了继续探讨佛学而成立的校友联谊组织。[24]禅学会严守文化和学术的立场，不仅走出去到佛教道场参学，还把海内外的学者和法师请进大学讲学。“禅茶”是禅学会新创的活动范式，每月举行一次由会员或嘉宾主讲的读经会。以修身为本的立场，兼善天下，则经济、政治和各类社会问题，也进入禅学会活动的视野。[25]

禅学会的主要成员是企业家，与一般民众学佛不同。禅学会以团体的名义，在赈灾慈善方面也做了不少功德，但是更大的功德是改变每个会员的心。他们通过禅学会的活动意识到有责任去对社会做出贡献，同时，他们也是有能力去改变社会环境的一群商界精英。很多会员觉得学佛之后，明白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不执着于名利，反而在工作生活中收获很多，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中践行着如法求财，利乐众生。有一位会员说，他的企业对员工培训课程就是法师和学者关于佛学的讲座录像，因为企业是员工的一所社会大学，企业也要担负起引导员工发展，倡导正确伦理的责任。

结语

作为社会生产单位，企业的发展如果以牺牲环境和公众利益为代价，社会经济将恶性发展，甚至带来毁灭性后果。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需要一种精神提供道德的支撑。佛法基于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和修行实践的验证，以其理性智慧和慈悲精神，能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石。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政策环境的变化，是佛教发展的一个契机，佛教界人士将引导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使佛法真正深入社会，发挥现实作用。佛学不仅是理性的探讨，更是改变世道人心的实践力量。把佛教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伦理引入最有能力推动变革的社会精英的视野，以佛法为“道”，商道为“术”，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唯有心能转物”，企业的责任心无疑是第一位的。缘起缘灭、因果轮回的思想为责任伦理提供了世界观的基石，如法求财、利己利他的思想为企业提供了商业行为规范，菩萨思想和“六度”修行，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正确的导向和方式。

穿越千年岁月，佛陀的智慧之光依然照亮现世。在不同时代，佛法都能与现实相结合，焕发出新的光辉。企业在佛教智慧的指引下，能推动改变众生的共业，改善社会的环境，为创建人间净土贡献一份力。

注释：

[1]明海：《缤纷法雨洒巴黎》，《法音》，1994.4。

[2]详见王雷泉，《佛教思想和生态哲学》，对成果做了梳理。

[3]据《释迦牟尼佛传》载：佛成道后，决定前往世间说法。正巧有五百商人滞留在山道，经树神用神通指点，委派两个商人前往佛陀所在的菩提树下，恭恭敬敬地献上面包。

[4]据《释迦牟尼佛传》载：耶舍是波罗奈国的一位大商人。一天半夜，灵光忽现，耶舍离开家园，渡恒河，并循着佛光的指引来到佛的住处，听闻佛法后，当下烦恼顿解，须发自然落下，成了一位比丘。

[5]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3，《摩诃僧祗律》卷3，《十涌律》卷61等记载了商人与僧侣结伴同行。

[6] 《杂阿含经》第4卷，《大正藏》第2册，第23页－23页。

[7]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21载：“北方五百商人听说有佛出世，来到室罗伐城，看比丘的住处床褥破旧，便将五百妙叠奉施众僧”。卷37载：“佛从王舍城到桥萨罗去，路上所需四件东西，都由商人供养”

[8] 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的陆路和沿海路经印度洋、太平洋从东南沿海传入中国，这两条路都是商贸之路。

[9] 蒋守丰：《佛教与商人——探秘佛教与商人的渊源及现状》，佛教在线，2010年04月30日http://news.fjnet.com/wywz/wywznr/201004/t20100430_153854.htm

[10] 其中著名的有：1929年成立于北平的华北居士林；湖南长沙居士林（1932年）；特重密宗复兴的天津居士林（1933年）。此外，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泰县等地亦先后成立居士林。各居士林的主持者基本上是工商业人士，比较著名的有王一亭、狄楚青、丁福保等，他们刻印经书、铸造佛像、礼请法师讲法。这是中国佛教在商人的推动下的一次大复兴，目前影响力依旧很大。

[11] 蒋守丰：《佛教与商人——探秘佛教与商人的渊源及现状》，佛教在线，2010年04月30日http://news.fjnet.com/wywz/wywznr/201004/t20100430_153854.htm

[12] 参考季羡林，《禅与文化》，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76-197页。

[13] 如美国著名哲学家范伯格的《责任理论》,英国约翰·m·费舍尔和马克·拉威泽的《责任与控制:关于道德责任的理论》;德国汉斯·约纳斯的《责任之原理》等等。

[14] 《佛说善生子经》，《大正藏》第1册，第252页。

[15] 《佛说善生子经》，《大正藏》第1册，第252页。

[16] 《大宝积经·善顺菩萨会》，《大正藏》第11册，第536页

[17]李向平：《缘分·功德·共同体——佛教信仰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佛教观察》，2009年5月，第17-25页。

[18]王雷泉：《佛教大学与佛教文化人》，《宗教问题探索》2007年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12月。

[19] 日本“经营四圣”分别是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本田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和京瓷创始人稻盛和夫。稻盛和夫是其中唯一健在的，他27岁创办京都陶瓷株式会社（现名京瓷），52岁创办通讯公司kddi（目前是日本仅次于ntt的第二大通讯公司），都是现在的世界500强企业。

[20]详见新闻报道，钟放：稻盛和夫的佛教商业道德准则，《中国民族报》，2010年06月08日

[21] 详见新闻报道，慈心专一善行天下：访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杨洪，《公益时报》2006年04月05日。

[22] 蒋守丰：《佛教与商人——探秘佛教与商人的渊源及现状》，佛教在线，2010年04月30日http://news.fjnet.com/wywz/wywznr/201004/t20100430_153854.htm

[23] 参考《世情通达见禅心——香海禅寺主持贤崇法师专访》，《佛教观察》，2009年7月。

[24]详见“佛教观察”网站http://www.buddha-eye.com/，和博客http：//blog.sina.com.cn/buddhaeye09

[25] 王雷泉：《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法音》，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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