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居士

熊希龄居士（公元１８７０～１９３７年）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省凤凰县人，清同治九年（一八七○年）出生。

凤凰县是在湘西、川东、黔北三省交界之处，沿沅水流域的一个偏僻小城。这个小城，本名镇竿城，清季改名凤凰厅，入民国（一九一二年）后改名凤凰县。这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深入苗区，文风不盛，入民国后，最高的学府还只是一所「模范小学」。然而在逊清末年，这里却出了两位全国闻名的文人。一位是知名作家沈从文，另一位就是本文的主人翁熊希龄。

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是一位武官，在光绪年间历任守备、参将、总兵等职。希龄的母亲吴氏是苗族妇女，贤淑善良，乐善好施。希龄一生立身行事，受他母亲的影响极大。

希龄幼年受学于凤凰县名儒陈玉如。他天资颖悟，自幼有神童之誉，十二岁补诸生，之后入「沅水校经堂」就读。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四岁成进士，与南通张謇同榜，且与张同入翰林院。这时是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甲午，是年七月，中日甲午战役爆发，中国战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熊希龄与当时的开明士大夫一样，感到非维新变法不能图存救亡。这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其子伯俨（三立）与地方人士皮锡瑞、欧阳中鹄、谭嗣同、唐才常等，都协助陈巡抚推行新政。希龄见在京无所作为，遂离京返湘。

希龄到长沙谒见湘抚陈宝箴，宝箴委之为「时务学堂」总理（后来梁启超也到了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希龄除主持校务外，与谭嗣同一班维新人士创办《湘报》，鼓吹变法自强，组织「南学会」，目的是「联合南方诸省志士，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他们并主张∶「废科举以育人才，开议院以达下情。」希龄并参与了湖南开辟铁路、航运，及新式工矿业开发兴建的筹画，深得陈宝箴的倚重。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六年）八月，清廷电召熊希龄及湖南学政江标入京陛见。希龄北上前，到衡阳去向父亲辞行，不意在赴衡阳途中感染了痢疾，卧床月馀，耽误了进京的行期。九月下旬，京中发生「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希龄一向被视为康梁党徒，他因病末能进京，避祸了一场大祸。希龄后来谈到这段经过，尝谓∶「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为七贤了。」

光绪二十六年（一八九八年），他东渡日本考察，回国后主持常德师范讲习所，光绪三十年（一九○二年）再赴日考察教育及工商业，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三年）随戴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国后历任奉天财政局及农工商局总办、江苏巡抚署总文案兼农工商局总办、两江总督署总文案、东三省清理财政官兼盐运使、屯垦局督办及奉天造币厂总办等职。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希龄时在奉天，他顺应时势，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拥护共和，建议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翊赞共和。

民国肇建（一九一二年），唐绍仪组阁，唐以希龄为理财能手，延揽希龄入阁，出任财政总长。希龄五月六日入京接事，七月上旬以拒绝袁世凯之六国借款条件而辞职，外调就任热河都统。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七月，袁世凯利用进步党组阁，任希龄为国务总理，继之兼任财政总长。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元月，袁世凯明令解散国会，二月希龄辞职。希龄组阁之初，对政府及财政本欲有所作为，曾延揽张謇、梁启超等入阁，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就任之初，由梁启超为他起草了洋洋万言的「大政方针宣言」，对于内政、财政、外交等都有所规画，无奈袁世凯专权玩法，事事掣肘，不使他久于其位，他只得黯然求去。

多年宦海沉浮，几番政坛风雨，使他对政治深感绝望。他后来有一首〈登泰山绝顶观云海〉诗，可以道出他的心境∶

云海茫茫一望空，无心出岫又随风，

倏生倏灭刹那顷，大地山河幻影中。

世界空华，幻生幻灭，盖世尊荣，过眼云烟，看破人情世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他要「皈依佛教，以出世间」了。

希龄之于佛教，早有因缘，他早年与谭嗣同、梁启超等友好，固曾谈及佛学；他有一位同乡兼方外交的好友敬安和尚（即八指头陀诗僧寄禅），对他也有影响。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社会上有「庙产兴学」之呼声，八指头陀寄禅时任宁波天童寺住持。他为保护寺产，维护佛教，乃在上海联合十七省僧侣代表，成立「中华佛教总会」，被推为会长。后来，湖南宝庆有攘夺寺产销毁佛像之举，当地僧侣联名具状北京内务部，内务部民政司长杜某抗不行文，湘僧请寄禅北上交涉。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一日，寄禅抵京，由法源寺住持道阶陪同赴内务部，与民政司长杜某洽谈，杜某言辞不逊，意在恫吓。寄禅受了侮慢，回到法源寺，颇为气愤，胸中作痛，未几就寝，第二天为人发现他已死在床上了。全国僧侣群情激愤，希龄与寄禅既是同乡，亦是诗友。他时在热河都统任内，闻讯以事态严重，乃晋京谒袁世凯面陈原委，政府乃以教令公布「中华佛教总会」章程，佛教总会至此始取得合法地位。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二月，中华佛教总会以会章既经政府公布，乃在上海静安寺开成立大会，各省代表齐集，选举冶开和尚和熊希龄为会长。冶开是江南四大丛林之一的常州天宁寺方丈，在佛教中声望素着；希龄则是以对佛教护法功德及社会清望而当选。

希龄之皈依佛教，并不是出世逃避现实，而是以此表明他绝意仕途，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他以佛家大慈大悲的精神，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及教育事业。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华北地区发生大水灾，受灾多达一○三县，无家可归的灾民六百馀万人。希龄目睹灾民露宿、呼号求援的惨状，心中不忍，到京中请赈，为北京政府特派为「赈灾总办」。他明知此事困难重重，但以数百万生灵所关，他义无反顾，乃四处募捐，施行以工代赈方式，救济灾民，辛劳年馀，赈务结束，获得社会人士普遍的赞誉。

在这次救灾过程中，他为了安置灾区的许多孤儿，乃在北京的西山创办了「香山慈幼院」，规模宏大，设备完善，在国内独一无二。以后，他致力于社会救济工作，在湖南创设了「义赈会」、「临时妇孺救济会」，在北京与国际人士合办「华洋义赈会」，救灾恤贫，不遗馀力。西伯利亚发生灾荒，华洋义赈会派出赈灾队救济俄人，这是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希龄筹组了「世界红　字会」，并在北京设立了中华总会，被推为会长。　字是佛教的标，在梵文中意为「吉祥」。希龄以此来表达佛教的救世精神，故红　字会的工作目标，即在于救济难民、埋葬遗骸、收容妇孺、灾变救护。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日本东京发生大地震，红　字会募集得白米数十万吨，运往灾区救济灾民。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希龄被推为全国赈务委员。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他赴爪哇出席国际禁贩妇孺会议。返国后，又在青岛筹办婴儿院。「八一三」松沪战起，他赴上海领导红　字会，设置伤兵医院四处，收容伤兵六千馀人，设置难民收容所八处，收容难民两万馀人。

希龄自皈信佛教后，并未在教理法义上作深入的研究，但是他礼佛虔诚，且在事务繁杂万端之情形下，每日静坐一小时，从不间断，对于佛教弘法事业，亦从不后人。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十年（一九二一年）及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北京佛教界发起讲经会，礼请太虚法师入京讲《维摩经》、《法华经》、《四十二章经》，希龄均参与发起，且列席听讲。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希龄与叶恭绰等在经济上予以支持，且被聘为院董。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内学院增设「法相大学特科」，经费无着，由希龄等联名呈请北京政府拨给基金十万元，且每月于江苏国税项下拨经费一千元，此皆由希龄之政界关系及社会清望所得之成果。

希龄信佛后，法名妙通，自署「双清居士」，晚年自撰墓志铭曰∶

色身非净，法相非真，四大和合，亦非我身，向物为我，我实不存，我既无我，朽骨何灵？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战后，京沪沦陷，希龄拟赴西南各省推广红　字会的救护工作，且为北平香山慈幼院迁往后方作安置，乃先赴香港，为伤兵难民募捐。到港未久，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脑溢血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于凌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