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居士

梁启超居士（公元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年）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他是近代的思想家，也是一位佛学研究者。

任公六岁入塾就学，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中了秀才。十九岁应试，中式举人。谒康有为于广州万木草堂，从康受业，治今文经学，由此得知许多新知识和新道理，眼界为之大开，他尽弃旧学，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后世并称「康梁」。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任公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阐扬变法维新思想。时，谭嗣同以候补道在南京候补，与任公交往密切。谭嗣同随杨仁山学佛，着《仁学》一书，颇受任公之影响。翌年，任公到长沙，主讲于湖南时务学堂，蔡锷（松坡）亦为时务学堂学生。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以徐致靖之荐，入京陛见光绪，奉朝旨办京师大学堂及译书局。是年八月，参加「戊戌变法」，年底变法失败，出亡日本，为时十四年之久。在这段期间内，他广读西方学术著作，思想为之一变。在日期间，他先后主编过五种刊物 ——《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杂》、《国风报》及《新小说》，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鼓吹政体改造，在当时国内外的知识界发生很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民国肇建（一九一二年），他自日本返国，结束其流亡生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熊希龄组阁，任公出任司法总长，未久去职。民国四（一九一五）、五年（一九一六年）间，袁世凯欲谋称帝，任公策动蔡锷出走，组织护国军，维护共和。他在天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于遏阻袁氏称帝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他代段祺瑞草拟讨伐张勋通电。复辟闹剧结束，段祺瑞复出组阁，任公出任财政总长，未几在军阀混战及政客斗争中失势辞职，结束其政治生涯，转而从事学术研究。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任公赴欧洲考察，回国后着《欧游心影》一书，宣称欧洲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他并宣称从此放弃政治活动，全力从事于国民基础之教育事业。他以后曾组织共学社，公开讲学，并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他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由此挑起了社会主义论战，任公以折中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以后，他即致全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等校，并出任过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元月，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五十七岁。

任公对学术上的贡献极为卓著，生平著作一千数百万字，晚年深入的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并研究佛学。他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都是在史学上极有影响的作品，此外如《饮冰室文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史》、《墨子学案》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其中对佛学颇有影响的，则为《佛学研究十八篇》一书。

任公之研究佛学，最早是受他老师康有为的影响，他在〈三十自述〉一文中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后来他在上海、北京与谭嗣同交往，二人常「相互治佛学」。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他自欧洲考察返国后，即深入研究佛典，并以研究所得，撰写论文发表。如〈佛教之初输入〉、〈一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佛教与西域〉、〈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学〉等篇，都是这几年完成的。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任公应东南大学之请，到南京讲学。时，宜黄大师欧阳渐在支那内学院讲唯识，任公亦到内学院听讲兼旬，虽病不辍。事后，任公报大师书曰∶

自怅缘浅，不克久侍，然两旬所受之熏，自信当一生受用不尽。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任公参考日本佛教学者的著作，写了一篇〈大乘起信论考证〉，认为这本论不是由梵本所译，而是中国人的作品，他誉此书是一本「伟大杰出的思想论着」，引为中华民族之光荣。继之，支那内学院的王恩洋亦作〈大乘起信论料简〉，认为「斯论之作，固出于梁陈小儿。」且欧阳渐在内学院讲〈唯识抉择谈〉，亦非议《起信》，这就使支那内学院与太虚大师的武昌佛学院，引发一场《起信论》的真伪之战。

任公与太虚大师、宜黄大师，双方固皆有交谊。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任公至武昌，适中华大学举办璁期讲习会，太虚大师应邀讲「因明大纲」，任公偕友人高一涵、傅佩青与会听讲，与大师晤识。翌日，武汉佛教会专请大师及任公莅会演讲。未久，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成立院董会，任公被推为院董事长，而任公同时也是支那内学院的发起人。

《佛学研究十八篇》一书，是任公生前发表在各刊物的论文集。任公病逝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由上海中华书局收录而辑为是书。此书与当时一般佛学著作不同之处，是文中不谈玄说妙，不讨论因果轮回，完全以学术研究的观点来研究佛教经典，富有创见及启发性。

（于凌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