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法师

能海法师（公元１８８６～１９６７年）

能海法师，是民国时代在汉地弘传密教的代表人物。说到密教，必须先自密宗传承说起。密宗又名真言宗，真言梵文matra，意谓此是不能以文字表达的神秘教义，也就是「咒」。相传法身佛大日如来，于金刚法界宫自受法乐，恒常演说此真言密教，上首金刚萨　，结集为《大日经》、《金刚顶经》，纳之于南天竺铁塔中。佛入灭后七百年，龙树菩萨出世，入铁塔礼金刚萨　，承受大法。龙树传弟子龙智，龙智化行于南天竺及师子国，传说龙智寿七百岁，传两部大法于金刚智、善无畏。公元八世纪初──唐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及金刚智的弟子不空先后来华，在长安弘化，将此密教法门传入中国，建立了大乘八宗之一的密宗，一时之间颇为盛行。尔后日本留华学法僧侣空海，将此法门自中国传入日本，加以弘扬，至今传持不绝，称为东密。

而在中国，自唐武宗会昌法难兴起，及唐末五代十国之乱，寺院被毁，经籍销焚，持诵仪轨，流为市井歌呗，唐密竟至失传。元代及清代以异族入主汉地，崇奉喇嘛教，喇嘛教即西藏密教，是公元七世纪间由印度直接传入的，在内地民间并不普遍流传。直到民国初年，能海法师入西藏学法，并在内地广为传布，藏密始流传于汉地民间。他是民国时代沟通汉藏文化最重要的人物。

能海法师俗家姓龚，名学光，字缉熙，四川省绵竹县人，清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出生于绵竹县汉旺场。父名常一，母亲张氏，有一姊，长其十岁，家境不裕，父在县城以摊贩为业。不数年，父母相继逝世，能海与姊相依为命，受到姊姊的照应与抚养。他幼年曾人私塾攻读，十四岁到成都商肆为学徒，店主喜其颖悟，令其于工作之暇，随家庭塾师受学。能海聪慧好学，年及弱冠，通四书五经及诸子学。时当光绪末年，鸦片战争之后，外侮日亟，能海感于八股文不能救国，乃于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接受军事教育。在校时与后来的川籍将领刘湘、杨森等均为同学。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年），于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分发军中服务，历任排、连、营长等职，继而任康定镇守使署侦察大队长，以干练称着。宣统元年（一九○九年），调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民国四、五年（一九一五、六年）间的护国讨袁之役，西南将领多出身于此校。宣统二年（一九一○年），缉熙复奉调回川，在川军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辛亥革命后，驻军成都。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缉熙的友人谢子厚居士告诉他∶「有一位佛源老法师，在成都三义庙讲经，希望缉熙有暇往听。」缉熙初不以为意，一日骑马偶经三义庙，见善信多人入庙听经，忆及谢子厚之言，乃下马入内，姑站在大殿外听之，听了一陈，不觉进入殿内，在后排坐下。再听下去，殊有羲味，不觉移于前排。以后日日往听，对佛法大意渐有领会，随皈依于佛源老和尚座下，成为一名佛门在家居士。这时袁世凯任北洋政府大总统，排除异己，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把缉熙调为北京将军府参军闲职。他在京闲居无聊，日读佛经以排遣时间。是时缉熙春秋壮盛，澄清之志难伸，想改营农艺实业以富裕农村。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东渡日本考察实业，见日本佛教昌隆，国力强盛，颇有感触。返回北京后，闻同乡前辈张克诚，寓广济寺静修，并在北京念佛会讲经，他专程往访，相见之下，交谈十分投契，决心随克诚学佛。

缉熙随克诚学佛，认真精进，他的住处去广济寺二十馀里，每日早去晚归，不觉途远，而于唯识一门，亦深有悟入。自思军阀纷争，国乱日亟，皆以当权者野心炽盛，若能深明佛法，遏止私欲，自然可臻国家于太平。以此他渐萌出家之想，思献身佛法，以净化人心。翌年返回四川，以出家事商之于其姊，他姊姊以他婚后仅有一女，龚家无后而不许，他只得暂缓其事，以待机缘。他乃在成都创办了一所佛经流通处，以此做为弘法之始。

其时他的朋友谢子厚居士，任成都的少城佛学社社长，四川大学教授刘洙源在佛学社讲经，缉熙时往听讲。谢子厚请缉熙在社中讲唯识，他初讲《百法明门论》，继讲《俱舍论》，听众座无虚席。在此期间，华西大学教务长程芝轩，信佛虔诚，日往听讲，与缉熙结识，后来芝轩也剃度出家，且为缉熙得力助手。

缉熙在成都数年，后来他的太太怀了孕，他心想俗家有后，自己可以出家了。翌年生子名述成，儿子满月后，他决意出家。他售去了成都的附廓田四十馀亩，安置了他姊姊和妻儿的生活；另售去乡下的庄院，把钱捐给少城佛学社。一切安置妥当，他毅然舍亲割爱，到重庆天宝寺，礼住持佛源老和尚为师，披剃出家。佛源老和尚赐他法名能海，字阔初。时为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能海三十九岁。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春季，能海赴新都宝光寺，依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佛源老和尚在戒坛任羯磨师，同时受戒的有永光、果瑶、果玉、果蓉、传品等人。圆戒之后，他深入经藏，于各宗经论深入研究。他在北京时，曾在雍和宫阅过密宗经典，此时他有东渡日本学密的念头。后在重庆，闻某居士说西藏佛法极为精深，天竺经典，汉地未译者藏地皆有，故学密应到西藏学。适于此时，在报端看到由大勇法师率领的「留藏学法团」，已自北京起程，因此他改变主意，决定入藏学法。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二月，能海由四川赴西康康定县──即清代的打箭炉。同行入藏的尚有同戒果遥、果蓉、永光、传品等人。途经雅安后，复前行十馀日行程，翻越大相岭抵康定，于跑马山依一位降巴格尊者学习藏文。降巴格尊者为他们各译法名，能海的藏语法名为「云登嘉错」，是「功德海」的意思。这时当地的首长韩道尹，闻知能海在内，能海早年在军中名气很大，韩道尹心生疑虑，怕能海有何图谋，不准他们久居。他们住了月馀，四月间起程前行抵里塘，时前途有少数民族抗税阻路，他们不能前进，即在里塘停下来，依一位杂哇格西学藏文。到了是年十月，能海闻知佛源老和尚在重庆圆寂，他十分悲伤，即欲返回奔丧，行抵康定，这时大勇率领的留藏学法团也到了康定。他与大勇见面，大勇劝阻他留下来，同在跑马山依降巴格尊者学藏文及经典。尊者为他们讲授《　刍戒释》、《菩萨戒释》、《菩提道次第略论》等经典。是年冬季，大勇、能海、法尊、观空等十七人，共在佛前发愿曰∶

赴藏学法乃吾侪之志愿，境愈困难，志愈坚定，纵令粉身碎骨，尚期来生满愿，何况其它乎？

众人共议，决定次春入藏。

在康定度过旧岁，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初春，能海与永光两人首先动身，复到里塘，入那摩寺依老格西降阳清丕仁波切学「六加行」、「朵马仪规」等。老格西时年逾八十，以精进称着。他称赞拉萨佛法殊胜，劝能海早赴拉萨学法，将来于汉地弘传必能起大作用。并为他写信致拉萨的康萨仁波切为之先容。是年冬季，能海偕永光返回成都，为赴拉萨事准备资财所需。他初在成都的大慈寺和文殊院讲经，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二月，在昭觉寺举行法会，时有居士供养《续藏经》一部，他命永光先送到打箭炉。他又到重庆讲了两个月的经，共筹得数千元，六月再赴康定，并有慈青等十馀青年学僧同行，到康定学法。到了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夏历六月二十日，能海偕永光、永轮、永严三人，随带两部藏经，及口粮、糌巴、衣服、帐篷、茶叶、针线等，以骡驮载，启程上路。抵达甘孜，时大勇一行在札伽寺依札伽大师学法，能海曾和他见面。后来（民国十八年九月，即一九二九年九月）大勇在札伽寺圆寂，得年仅三十七岁。

能海一行四人继续前进，途中气候不定，时晴时雨，一日数变。日夜温差悬殊，昼热夜寒，他们四人身负背架，伪装成藏族朝山者，持长矛而行，兼做手拄。晚间撑帐篷过夜，气候太冷时四人挤睡一处以取暖。自康定至昌都，行两月馀，自昌都至拉萨，又走了一个月，于是年夏历九月二十七日抵达拉萨。到拉萨先朝礼大昭寺，继而到古母札仓之瓦须弥村，亲近康萨仁波切。康萨仁波切弘法事务极忙，感于汉人远来学法不易，特予方便，允予接纳。学习期间，能海对仁波切礼敬备至，每日三次礼拜，每晨用坛自远道负水，供仁波切烧茶，晴雨无间，并做扫地擦杯等杂务。仁波切欢喜，对能海亦随时教导，不计时间。仁波切往何处念经，或换住处，能海亦随之前往。以此他学习得既多且快，深得老仁波切显密法要。他所学的显法，以《现证庄严论》为主，结合《般若五会》、《入中论》、《俱舍论》、及戒律、因明之学，包括各派注疏宗要；密法则以《文殊大威德仪轨》为主之四部秘法，及灌顶开光，获得宗喀巴嫡传第二十八代传法人。

到了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冬季，能海依康萨仁波切学法，前后已四年有馀。此时他感于财力不继，拟返回四川一段时间筹措资财，以后再入藏学习，经仁波切许可，乃取道印度返国。他以背架撼负经书衣物，步行一月，始达印度，再乘轮船抵达上海。休息了一段时间，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初春，辗转回到重庆，应佛门四众之请，在长安寺讲了一部《心经》，然后返回成都，开始了他的译经事业──把藏文经典译为汉文。他由于各地讲经弘法，住处不定，所以并没有固定的译经场所，而是随时利用空暇，走到那里，译到那里。甚至于后来二度入藏，往返途中，也随时翻译经文。

是年春季，在成都文殊佛学院讲《俱舍论》，秋季在成都少城公园的佛学社讲《华严经·十地品》，继而在大慈寺讲《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听众日增，每座常达千馀人。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春，五台山碧山寺──即有名的广济茅蓬，住持广慧老和尚礼请能海讲经，他乃赴五台山，于寺中为常住讲《基本三学》，《盂兰盆经》，讲经圆满后闭关静修，在关房中翻译经典。下半年应上海佛教净业社之请，到上海弘法，法筵极盛。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暮春返回五台山结夏安居期间为常住讲《比丘日诵》、《比丘戒本》、《菩提道次第科表》。继而应太原佛门四众之请，到太原讲《比丘戒本》及《金刚经》，然后返回成都。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上海各界举行「丙子息灾法会」，能海应邀赴沪，于班禅大师纪念堂讲经，圆满后赴五台山。是年夏历四月初四，为文殊菩萨圣诞，他应广慧老和尚之请，接任了碧山寺住持，外缘事务仍由广慧老和尚经理，能海专负领众熏修之任。这时在山上学法的僧侣有四十馀人，能海为他们讲《四分戒本》、《定道资粮》、《菩提道次第摄要颂》等。

五台山的菩萨顶，住着一位来自北京的扎萨老喇嘛，能海亲近老喇嘛学法，随学随译《现证庄严论》，兼学其它秘法。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春，应山西省主席赵戴文、佛教会长力空和尚等之请，赴太原讲经。在太原先后讲《菩提道次第科颂》、《金刚经》、《生起次第》等。是年七月日寇侵华战争爆发，而《生起次第》尚未讲完，只好中辍。这时回五台山已不可能，乃带着一部分弟子，经汉口返回四川。到了成都，初住文殊院，而弟子日多，都希望有一处专修黄密的道场。得到文殊院退居方丈法光老和尚协助，把文殊院下院近慈寺，供能海开办道场。近慈寺在成都南郊，寺院甚大，但因年久失修，破落不堪。能海看了甚感满意，先带两名弟子住入，雇工修缮。先修法堂，次修大威德殿，再修寮房。忙了几个月，大致就绪，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三月，带领弟子迁入近慈寺，作为藏密黄教的修行道场。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夏历四月，慈青法师自西藏归来，拜见能海说∶「康萨仁波切亲口嘱咐，说他愿意来内地弘法。」能海闻之十分欢喜，立即筹备再度进藏，迎请康萨仁波切。他购置了大量的印经纸张、缎子、哈达、茶叶等，由弟子照通、融通等多人随侍，于夏历五月初六日自近慈寺出发。他于出发之前，传法于台源和尚，主持寺务；并委任能观法师（即前华西大学教务长程芝轩）负责法务。他率领弟子等行至康定，驻锡安觉寺，为当地居士讲经，并等候尚未运到的行装、茶叶等。等得行装到达，雇了云南帮的骡子二十馀头载运。一行人途中每晚撑帐篷过夜，堆石作灶，检柴烧茶，无柴就以干牛粪代替。途中一次山宿，夜间倾盆大雨，急流冲入帐篷内，既不能睡卧，帐篷低矮，亦不能站立，众人蹲着等到天亮雨停。是日途中，能海对弟子们说∶

求法不易，应生难遭遇想，莫因困难而退道心，应倍增坚强。

夏历九月抵达拉萨，到大昭寺礼见康萨仁波切，供养上茶叶、绸缎、银制法器等。之后他把随行弟子们安置到哲蚌寺学习藏文，他自己则随侍在康萨仁波切身边。像首次入藏一样，老喇嘛到那里，他随侍到那里。他曾在拉萨供佛及斋僧，一次一万多人；在本康村多次供众，每次数百人，拉萨各寺，莫不知云登嘉错（能海的藏语法名）其人。如此过了半年多，迎请老喇嘛入内地弘法的事亦得老喇嘛应允，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四月，能海致电上海的中国佛教会，请电迎康萨仁波切到内地弘法。后来接到中国佛教会的回电，由蒙藏委员会驻藏人员译成藏文。因译电人员把电文中辞句译出误会，老喇嘛阅后不悦，致五月间他诞辰之日，能海约同时在拉萨的汉僧观空、恒演、隆果、圆宾、胜聪、满度等，去为老喇嘛拜寿，兼再请示行期，老喇嘛推辞未允。

是年八月，近慈寺数度来电，促能海早归。老喇嘛亦一再催促他回川，并答应明年到内地弘法，能海甚喜，乃准备回川。行前，康萨老喇嘛把生平弘法所用的衣服法器，全部传予能海。能海把带去纸张所印的经典，所请的法器等装载了二十馀驮，与弟子照通等一行离开拉萨，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回到成都近慈寺。这时台源、能观两位法师，已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秋季先后圆寂，能海乃亲自主持寺务。此时近慈寺僧侣已近百人，能海以培育僧材的理念，开始建设近慈寺。数年之后，近慈寺有五堂口、一所译经院，相当于一所体系完整的僧团大学。这五堂的名称是∶沙弥堂、学戒堂、学事堂、加行堂、金刚院，外加一所专门培养汉藏译经人才的译经院，特别由北平请来一位札萨喇嘛主持。

能海除了建设近慈寺外，日常译经弘法，席不暇暖。民国三十一（一九四二年）年春，在近慈寺翻译《大时轮上师相应法》──他的译经工作，自第一次由西藏返回内地后，十年从未间断，甚至于在各地弘法之暇，及往返西藏途中，仍随时翻译。是年结夏安居前，在近慈寺举行「大威德金刚大灌顶」二十馀日，四众云集，盛况空前。结夏安居期间，在寺中讲《大威德生起次第》。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赴绵竹县，于西山云悟寺静修译经。秋季应彭县佛门四众之请，在彭县龙兴寺讲经。彭县人士以龙兴寺佛塔颓圯已久，请能海倡议重建。能海乃联络诸山长老及护法居士，是年冬在成都文殊院设坛宣誓，对众宣布重修彭县龙兴寺佛塔因缘，得到众人的支持，成立了「重建益州龙兴塔筹备委员会」，撰写缘起及建塔方案，向外募化。

到了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春天，建塔捐款陆续汇到，能海乃在龙兴寺雇工自建砖窑，僧众们都参加制作砖坯的工作，并雇窑工烧砖。这座龙兴塔，仿印度佛陀证道处菩提场舍利塔的形式，正中一主塔，四隅各一小塔，主塔高二十四公尺，古朴壮观。这座佛塔，工程历时五年，到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年底才竣工落成。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他带着一部分上座弟子，到彭县太平寺度夏安居，在寺中讲《法蕴足论》，及《大威德圆成次第》。秋季在近慈寺讲《律海心要》，美国学者罗加思，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两人，都到近慈寺听讲。讲经圆满后，到广汉龙居寺传戒，这时日寇已侵略失败，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了。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成都的美国新闻处处长，持罗斯福总统的邀请函，请能海赴美国讲学。邀请函内容是∶「中国四川成都南郊近慈寺，能海大法师∶敬请驾临我国，弘扬佛法，以济敝国人道德之贫乏。」能海以法务过繁，未能抽身，对美国新闻处处长说∶「请敬覆贵总统，贫衲目前不能去，不过今后将有许多法师去。」（果然，一九五○年以后，香港、台湾的知定、法慧、泉慧、祖印诸法师首先到夏威夷弘化，继而妙峰、宣化、乐渡、达宗等法师到美国本土弘化，现今在美国的华僧有数百位之多，能海的预言果然应验了。）

以后三年，能海在成都、重庆、彭县、峨嵋山各处讲经说法。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联络得北京的札萨喇嘛到近慈寺任教，他乃去北京迎请札萨喇嘛。道经上海，驻锡觉园，为清定法师的弟子传授《大悲仪轨》、《五言真言》等法，又应苏州灵岩山寺妙真和尚之请，到灵岩山寺开示法要，礼印光大师塔。然后乘机赴北京，先在北海菩提学会讲《律海十门》，次在居士林讲《定道资粮》，然后迎请得札萨喇嘛，一同乘机飞成都，请老喇嘛住在近慈寺译经院，教授弟子们学习藏文及密教仪轨。

一九四九年春，他应上海清定法师之请，在上海觉园成立「金刚道场」。继而回四川，在重庆、彭县讲经，又回成都近慈寺传戒。是时国共内战极为惨烈，十二月上旬，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在彭县龙兴寺开会，九日发出通电，宣布参加中国共产党，于是西南的川、康、云、贵数省，相继解放。

一九五○年春，能海在绵竹云悟寺译经，解放军代表到云悟寺找到他，向他询问大军进入西藏时，途中应加注意的事项。能海择要点予以回答。未几，地方干部通知近慈寺，凡有农田者要缴公粮，能海命弟子遵照办理，近慈寺存粮为之一空。是年九月，能海送札萨喇嘛回北京，并应请在北京佛教居士林讲《金刚经》。继而到上海金刚道场讲《比丘戒》、珊ｊ拧贰ⅰ镀刑岬来蔚谛穆邸贰２⑶资榉ň恚谇宥ǚㄊξ臃ê蜕邪ⅰ±栉弧ｒ痪盼逡荒晔拢蕴匮砩矸荩奖本┎渭尤涡袒嵋椤ｋ缒暝谠颇辖参涮玫难斓拢比稳ｎ裎保ヌ椒霉┨富熬桑馐瞧挠腥饲槲兜囊荒弧?span lang=en-us>

会后回到成都，四川实行土改，近慈寺上百名僧侣，分到离寺较远的百亩土地，而寺附近的四十亩土地却被分去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应邀到北京，出席了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会；十二月，复应邀参加以宋庆龄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到维也纳出席了世界人民和平会议。返国后在上海金刚道场讲经。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能海也到京出席了是项会议，当选为佛协副会长。是年，他在五台山开创道场，选定清凉桥的吉祥律院为道场地址，作为传戒弘戒、进修定慧之所。先命弟子先学等上山筹备，十月他到清凉桥讲《四分律根本阿含》，以后数年，他在山上讲经译经，并修缮吉祥律院大殿。是时他已年逾七十，冬季在零下三十馀度的气候下，也亲自参加各项劳动。在此期间，也常到北京、上海讲经，及到各地开会。一九五五年，曾应邀到北京，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印度新德里的亚洲国家会议。一九五六年到北京接待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出家僧侣也要参加「反右」，能海与五台山许多僧人到北京学习，一九五八年初学习结束，返回五台山。夏季，又参加了五台山的反右学习，七月底结束。是年，再次当选第二届人大代表，一九六○年又参加了五台山的政治学习。到了一九六三年，他已年近八旬，日常各地开不完的会议，参加不完的政治学习，也接待不完的外宾政要，使他疲于奔命。他实在跑不动了，乃向人大及省政当局请假，自吉祥律院迁到附近的善财洞居住，并专心研究《阿含经》。

一九六四年，各地又展开了「四清学习」的政治运动，能海以年逾八十的高龄也不能幸免，是年年底，他到碧山寺参加学习。一九六五年学习结束，回到善财洞。未久，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夏天，太原的红卫兵到了五台山，目的就是破坏寺庙和斗争和尚，而和尚中首要的目标就是能海。红卫兵到山上，先绑架了一个和尚，戴高帽子游行；继而到善财洞能海住处，喧闹示威。数日后，到山上的显通寺，开会批斗深德和尚。并到善财洞拖出能海，用板车把他拉到显通寺，命他出席斗争大会。红卫兵要能海对文革表态，能海结跏跌坐，一言不发。有红卫兵冲上去要殴打他，老侍者仁慧以身护卫。红卫兵把能海与仁慧拘禁于一房中，外面红卫兵共议，把能海列名为「黑帮首领」。此外，把碧山寺住持净如和尚递解回籍，把五郎庙住持通愿尼师押解到太原监禁。另到碧山寺清凉桥吉祥律院，把十多名上座法师揪出来，关在另一个房间中。

过了两个多月，吉祥律院和善财洞的和尚全被红卫兵驱逐下山，只留下了五、六个管事的，遭到严刑殴打逼供，结果一死馀伤。律院的佛像、法器全部被毁，能海房内的经书被焚毁，钱财被抢掠，洗劫一空，而译经手稿亦荡然无存。夏历九月初十，碧山寺遭红卫兵砸毁，下午开斗争会，斗争能海及深德和尚，另有七人陪斗。斗争会无结果，把许多僧侣集中到破坏后的碧山寺，全体参加劳动，八十一岁的能海亦不放过。

一九六七年初，即丙午年除夕，红卫兵宣布解散全山寺庙，僧侣皆遣散回乡，参加劳动生产，能海亦在遣返之列。三十日除夕的晚间，能海问左右僧侣曰∶「是不是明天走？」左右茫然回答∶「不走怎么办？」能海默然，众人亦散。是夕中夜，能海起身小解，遇到一个名叫澄宗的和尚，能海对澄宗说∶「明早代我请假，说我身体不好。」次早是丁未年春节──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深德和尚起身，见能海搭衣拥被，双跌端坐，呼之不应，急叫醒邻铺圆彻师，说其家乡土语曰∶「老法咋不动耶？」圆彻趋前察看，说∶「老法走啦！」盖能海已宴然坐化矣。

能海生前，尝有人请他显些神通给大家看，他说∶「现在不能显，到临终时再看。」果然临终时显露出来∶「生死自在」。他出生于一八八六年，示寂于一九六七年，世寿八十二岁，僧腊四十三年。他数十年间翻译的经典，计有《正宗阿含集颂》，《菩提宗道菩萨戒集颂》等七十八种，讲录笔记等十八种，名目繁多，不一一具列。

（于凌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