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圆净居士

李圆净居士（约公元１８９４～１９５０年）

近五、六十年来，在许多佛法入门的小册子中，李圆净的《佛法导论》，可算是发行数量相当多，影响力又相当大的一本。

李圆净本名荣祥，别号圆晋，又署无相，圆净是他的法名。他是广东三水人，久居上海，出生年月无资料可查。由他在佛教中活动的资料来推测，大约出生于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以前。他家颇富有，早年卒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文科，后来在上海经商。因为患了肺结核病，在国内治疗无效，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到日本治疗。他在日本养病期间，时常到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读书，无意中读到佛经，因而对佛学发生浓厚的兴趣，由此全力阅读佛书，研究大小乘经论。

他由日本归国之后，就潜心于佛经的研究。他研究的范围颇广，如《妙法莲花经》、《华严经》、《楞严经》、《圆觉经》、《梵纲经》等，全是他研究的对像，并各为疏注。后来，他朝礼普陀山，并参谒印光法师，皈依于法师座下，圆净，是印老赐的法名。印光见他病后体衰，而用功过度，曾写信规诫他说∶

阁下年末三十，已现衰相，固当舍博守约，专修净业大成，再弘馀法，庶得自利利他之实，否则虽能利人，亦匪究竟。

自此他专修净土法门，脚踏实地，老实念佛。

他皈依印老后，反复阅读《印光法师文钞》，颇有心得，乃摘录要义，分门别类，辑为《印光大师嘉言录》，印刷行世。印光法师曾为此书作序曰∶

圆净居士李荣祥，近数年来，专心学佛，于《起信》、《楞严》、《圆觉》各为疏注。光谓青年人宜先着实于念佛功夫，待其业消智朗，障尽福崇时，再行发挥，自可阐明佛意，宣传宇宙。当时彼当不以为然，后以用心过度，形神日衰，始知光言不谬，乃复详阅《文钞》，不胜欢喜，摘录要义，分门别类，编作一册，祈光为作序，拟用报纸印一千册，应欲索阅者。

圆瑛法师亦为《嘉言录》作序曰∶

印光大师乘愿再来，单提正念，不高谈心性，而全显妙心。弘一大师谓为三百年来一人者，岂过誉哉？机心既尽，应火须亡，而微言大旨，嘉惠后学，固无时无地然也。师之《文钞》虽处处指归，而人事倥偬，欲求一目全貌，涵泳有得者，则以李圆净居士编《文钞精华录》是尚矣！是书都三百三十则，理显真常，语无重见，至精极粹，世鲜其俦。

圆净在上海参加佛教活动，与沪上居士往还。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我国佛教缁素组代表团赴日参加，圆净也以团员身分前往。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印光法师在上海督印经书，驻锡太平寺，圆净时往谒见印老请益。在印老的开示下，他专修净土，终生不懈，因受他的影响而皈依佛门的为数极伙。民国十九年（一九三ｏ年），印光法师由上海迁居苏州报国寺，圆净奉法师之命，协助明道法师创办「苏州弘化社」，刊印经书流通，弘通净土法门。圆净自己也以语体文撰写初机佛书，广结法缘。其中，以《佛法导论》及《护生痛言》两本书流传最广。

《佛法导论》四万多字，分〈绪论〉、〈世法篇〉、〈小乘篇〉、〈大乘篇〉、〈净土篇〉五个部分。在〈绪论〉中，开宗明义叙述佛教与文化的关系，指出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在世界各地流传，直接间接影响各地的民族文化。佛教的经律论三藏，博大精深，因而对各国的文学、美术都有显着的影响。在〈世法篇〉中，由业力、轮回而概述世间因果的理则与事例，进而劝导世人戒杀放生，止恶为善。在〈小乘篇〉中，概述四圣谛、八正道、三法印、十二因缘等小乘理论，以及声闻、缘觉二乘的修持与果位。在〈大乘篇〉中，则概述发菩提心、修六度万行及各大乘宗派。

最后的〈净土篇〉，则是该书的重点。他在此篇中高度赞扬净土法门。西方净土是释迦如来所宣示，阿弥陀佛所创立，是文殊、普贤二菩萨所指归，是马鸣、龙树二大士所弘扬。此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虽愚夫愚妇也能得益，真是下手易而成功高的法门。印光法师及范古农、梅光义二居士都为这本书写序。梅光义的序文说∶

圆净居士，具有真实之救世思想，而以慈悲爱众勇猛，为圆满其溥度之愿望，乃有《佛法导论》之作，予细绎其作，觉析谊粹而诠理真，诚足为人天之眼目。

《佛法导论》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由苏州弘化社出版，上海佛学书局发行。此书由于文字通俗，简明扼要，故出版之后，颇受初入佛门者欢迎，先后多次再版。在台湾，早年朱镜宙居士主持的台湾印经处和台中市佛教莲社，都多次再版翻印。

〈护生痛言〉是一篇约五千字的文章。此文不单独出版，而是附印在《护生画集》中。《护生画集》是弘一大师、丰子恺、李圆净三个人联合创作的作品。由丰子恺作护生画五十幅，弘一大师题白话诗五十首（其中选录古人诗十七首，馀皆自制）、李圆净撰写〈护生痛言〉五千字，合订成册，由弘一大师题署曰《护生光明画集》。弘一大师在该书之后特加说明∶

李、丰二居士发愿流布《护生画集》，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每画一叶，附白话诗，还录古德者十七首，馀皆贤瓶闲道人补题。并书二偈，而为回向∶

我依画意，为白话诗，意在导俗，不尚文词。

普愿众生，承斯功德，同发菩提，往生乐园。

弘一大师对《护生画集》这本画册十分重视，在一九九ｏ年六月出版的《弘一大师书信》一书，收集了弘一大师致李圆净的书信二十四封，其中有七封是与圆净讨论有关《护生画集》的问题，如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的信中说∶

圆净居士慧览∶书悉，题名为《护生画集》，甚善，但其下宜增三小字，即「附文字」三字，如是，则凡对照文字，及尊者〈护生痛言〉皆可包括在内。未识尊见如何？

此封面，请子恺画好，由朽人题此书名，至若题辞，乞湛翁（马一浮之号）为之，诗文皆可。

《弘一大师书信》这本书，是四十馀年前编着《弘一大师年谱》的林子青老居士，近年编辑出版的。在这本书中，收集了弘一大师书信七百多封，可说是最完整的《弘一大师书信》集。

〈护生痛言〉是一篇精采的好文字，该文开宗明义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世人之大恶曰杀生。这是古人昭示天下后世，最直捷了当而十分沈痛的两句话。我们总该知道，生命是世间最贵重的东西，杀生是世间最悲惨的事情。我们读书，读到五刑之属三千，其罪至死而极，就知那些作奸犯科、罪大至死的、天理所能容的、国法所不及的生灵动物，而人们却悍然不顾的加以残杀，加以惨死，加以吞食，并且视为等闲。啊呀！世界上罪大恶极、不讲公理的事，还有比这个更甚的吗？

他继之在第二段文字中说∶

无论谁杀谁，总是不应该的事，却是世人就有几样不同的看法。杀，有人杀人、人杀禽兽和禽兽杀人三种分别。人们看待第一种的人杀人，确是凶暴的；但以为第二种的人杀禽兽，却视为当然的；至于第三种的禽兽杀人，便觉得是大可骇怪的了。我倒要请大家把自己的良心彻底审问一下，且看是否应该有如此三种不同的分别。说句良心话，以人杀禽兽，实在比以人杀人的罪恶还要大，比猛兽杀人还要凶得多咧。为什么呢？因为人之相杀，或是为了法律的抵偿，或是为了战斗而自卫，也许还有相当的理由，至于禽兽相残，则虎之为害不及空飞，鱼之为害不及陆走，也有相当的限度。

独是人之杀物，上至天空，下至海底，中至山林田野，无不设法搜取，大而牛羊犬豕之属，小而虾蟹鱼鳖之微，都一律杀却，来供人们的口腹，使鸟失侣而惊飞，兽离群而孤绝，真真的是无生不嗜，舌底撩天的了。

圆净一向在上海经商，他热心佛教事务，上海佛教居士界的活动，他多有参加，出钱出力，向不后人，如民国十九年（一九三ｏ年），佛教护法朱子桥居士到西北防赈，在西安的卧龙寺和开元寺发现素负盛名的宋版《碛砂藏》。后来，上海的佛教居士发起影印，叶恭绰、狄楚青、蒋维乔、丁福保及李圆净等都是发起人，推举范成法师到西安、北平、山西赵城等地，检查有关《碛砂藏》的版本，最后交由上海佛学书局承印，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影印出《碛砂藏》五百部，这在近代佛教中是一件大事。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圆净又与蒋维乔、黄涵之等人发起组织「华严大疏钞编印会」，编印唐代华严四祖清凉国师的《华严大钞义疏》，众推应慈法师主持其事，以二十馀种版本互相校勘，历时六载，抗战胜利前后，上海佛教居士范古农、夏乞尊及芝峰法师等，发起修订《大藏经》，以系盛普慧居士捐资，故定名为《普慧大藏经》，圆净亦参与其事，并将其位于上海永兴里房屋一户，捐出作为刊印大藏经之用。

圆净晚年，生活情况颇不顺遂，他一生肺病都不曾痊愈，每年夏季都要到莫干山乡居疗养，可说是带病延年。他与友人合伙经营的商号，早年情况尚好，晚年以经营不善，亏损颇巨，害得他由霞飞路的住宅愉圆，搬迁到实安里的弄堂房子中，他有一女嫁给空军军官，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空军撤退到台湾，他的夫人依女来台，而圆净坚持留下，不离上海，遂致一家骨肉分离。是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佛教人士传言，谓圆净失踪，不知去向。不意于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圆净的尸体竟出现于黄浦江白莲径岸边。究竟是自寻短见，还是失足落水，不得而知。逝世之年，大约尚不满六十岁。

他生平勤于著述，出书颇多，除了《佛法导论》、《护生痛言》外，通俗佛书尚有《到光明之路》、《处世明灯》、《饬终津梁》、《旅行者言》、《人鉴》、《大乘宗要》、《甘地的戒杀主义》等。在佛经注解方面，有《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科文表解》、《楞严经白话讲要》、《梵纲经菩萨戒本汇释》，并辑录《印光法师文钞》。

圆净一生提倡念佛法门，不遗馀力。他对净土的理念，见于他写给蔡惠明居士的一封信中∶

佛法为心地法门，明开遮，持律不难；辨本迹，随缘亦易。着迹固行不通，亦有必须遮止者，未可以略迹为借口也。昔印光大师尝诘学者，学佛究竟是为什么用功不得力？实言之，只缘生死心不切耳。此心不在生死，便是敷衍门面，即使无意欺人，却系有意自欺。经师这一问，应者无不瞪目呆口者。念佛一门，必仗信愿真切，如小孩一旦失母，此时他真信普天之下，只有我的娘可怙恃的，切愿见娘而已。念佛人只要能如小孩失母时之信得及，平日糖果可哄诱的，此时哄他不转．．是欢喜世界不能动；平日打骂可威吓的，此时吓他不退．．是烦恼境界不能动。在这些时，信是真信，愿是真愿，毫不勉强，略不虚假。

在一九五一年的《觉讯月刊》上，刊有圆净所著〈莹　书简〉，阐述他对大小乘佛教的见解∶

小乘佛经，世尊行止一如常人，为当日在天竺行化接近真实之记载。大乘后出，记载作风，显然不同。其执着考据科学的日本历史家，辄指某经为伪，贤者不免也。随侍世尊比丘依三无漏学规则严持戒律，及后遗风馀韵，未免有偏，维摩弹偏斥小，应病与药，乃一时权宜，不可准绳一切。佛教本无大小，后人以利他为大，利已为小。震旦，多大乘根器，此风尤盛，末流之弊，不必读经，戒律废弛，于今为极。中国无比丘之说，似非激论，但闻之可惊。维摩大士呵小，就彼时风气激扬向大，极为需要。今日倡此，便为废话。比丘轨范人天，严守戒律，稍有违犯，即不足为人天师，固应有其犯持严峻的小乘风格，如来家法，指此而言。

（于凌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