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定法师

常定法师（公元１９１９～２００１年）

常定法师，江苏省启东人，生于一九一九年。家道富裕，从小博古通今，书生意气，通晓五明。二十一岁在上海市崇明县广福讲寺依叶承法师剃度出家，二十二岁在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师公了道和尚为他起法名心广，字常定，意在让他常定广福寺，守护道场，可他受戒后，并没有回广福寺，而是来到他师父曾经参学过的杭州圣水寺，依止静修老和尚深研天台宗经典两年半时间，之后考取青岛湛山寺佛学院，师从　虚老和尚主修天台宗。然因病中途休学，不得已结束了求学生涯。

也就是说，到此他的法师的梦想破灭了。虽然他出家时曾立志精进学习佛法，发心将来做一位有德行、讲修持的法师，他得了当时最难治好的痨病（即肺结核）。初发心受挫后，他并没有灰心，而是一边治病同死亡较劲，一边自学佛学院指定的天台宗全部课程，反而使他在天台宗方面的造诣还胜于他的同班同学。连茗山法师都深为感佩，所以在一九八二年，在茗山法师的提议下，应中国佛教协会聘请，他成为一名中国佛协在南京栖霞寺举办（文革后）第一届僧伽班的授课老师，实现四十年前的愿望。

一九八九年，身为广福寺住持的常定法师发心培养僧才，把上海佛学院预科班争取到崇明县来，在崇明广福寺创办！于是，常定法师四处奔走，写申请报告，呈报各种材料，力陈诸多优越条件。如此反复曲折了一年多时间，最后在上海玉佛寺方丈真禅法师支持下，一九九○年十一月上海佛学院预科班于广福寺正式开课。常定法师作为该班的班主任授课法师近五年时间。

在常定法师的自叙述中，他的农禅生活要比想象的更为艰难、更为严酷，也是加朴素而现实。那是一种时时处处与之搏斗的坚守。一九五八年「歇庙」后，上海市崇明县广福寺的出家人大部分都「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了，只有常定法师没有走，他在寺院旁搭了两间茅草屋和年迈的父母住了下来。这一切是那么顺利，在当时竟没有人出来阻拦，仿佛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暗示－－坚守住！可怎么生存下来呢？常定法师是一个病身子，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青岛湛山寺佛学院读书时就得了肺结核，不得已退学返回崇明，用他的话说「只有等死了。这我晓得。」虽经多次鬼门关终于活下来了，然病身子干不了重活，劳累了便吐血不止。虽如此，他还是要供养年迈的父母。当地村民描述说∶「在生产队落户时，常定没有生产能力，只能靠借当时生产队的玉米维持生活。到年底没有钱还，只好一欠再欠，拖了好多年呢。」可见他的生活境况不佳。有人时常看到他在屋前地里种蚕豆，以充饭食不足。中国有句古话「久病成医」，常定法师也是这样。在他漫长的与病魔抗争中，他学会了看病、号脉、针灸等，能治些小毛病甚么的。这属于纯布施性的，他不收钱财。然乡村民风淳朴，乡民们就变换着形式以解他的燃眉之急。二十八年的农禅辰光，常定法师就是在如此食物短缺中，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坚持了下来。

然而，人的愿望往往产生和愿望的现实条件相背离的时候，越是相差悬殊越是强烈。一场文革风暴，使常定法师由初始的坚守进而突发愿心－－今生一定要复兴广福讲寺。这个在当时谁也不敢想的愿望突然生起在常定法师的心坎上，不是没有因由的。是自己的恩师、广福讲寺的住持业承法师含冤死去，激发了他的愿心。被定罪为华东区中统特务中队长的师父，只因为与香港的两个弟子互有书信往来，便被关进了牛棚，死于棍棒之下，在此之前，常定法师没有这么大的愿心或者说他作为出家人的志向是在其它方面。也就是前文叙述过的，当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师，以讲经说法、弘法利生为己任。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佛教一片寂然之际，常定法师萌发了复兴广福讲寺的愿望，他的心愿可算得上宏愿，他的心量可谓大矣！读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常定法师在当时动荡劫难的情况下凭甚么有这么大的把握将在他的下半生中定能复兴广福讲寺呢？他说∶『靠山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的宗教政策。解放后我学过国家宪法，其中有一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中国第三大岛的崇明岛，佛教也恢复了宗教活动。在南京栖霞寺中国佛协于文革后开办的第一个僧伽班授课的常定法师，晓得广福寺会重新开放的，等第一届僧伽班一结业，他便谢绝了院校的挽留，信心十足地回到上海市崇明县开展他的愿望实现工作。

回到崇明岛，他先把自己仅有的两间茅草屋捐给了寺院，然后收徒建山门。有了徒弟，帮手就多了起来，信众闻声云集，积沙成丘，丘而成峰，占地五十馀亩殿堂庄严、设施完备的广福讲寺终于恢复建设。

二○○一年八月十一日，常定法师安详示寂，生前曾任崇明县佛教协会会长。

（无心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