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呗与佛教音乐（下）

　　佛教音乐藉由转化意义与实践，取消了梵呗的在地性，

　　却无法取代其无法被消费的领域—梵呗或梵呗的寺院功能，

　　它们皆有历史特殊性，以建构文化的认同，引发不同的实践与经验。

　　现代主义、佛教音乐与政治

　　十九世纪以降，中国佛教寺院传统采用‘音乐’一词，以联系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从此，‘现代化’对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已成为一个文化的视野，是巩固国家的基础，也是一个政治计划，以打破传统而开始另一种新生活的方式。

　　然而，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文化转化过程中，实呼应了西化与技术统制。‘现代化’为佛教与社会、僧团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带入深远的转化。

　　［社会运动与改革，转变寺院文化与政治次序］

　　现代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深化了寺院的文化与政治次序的转变，这转变的过程反应在许多运动中。于其中，创发‘佛教音乐’一词以取代寺院‘梵呗’，正呈现了一个寺院文化实践上的重大概念转变，套用一句罗伯特?杨（robert young）的话，这名词‘保存了文化接触的历史状况’。

　　十九世纪以来，清廷一连串战事上的挫败，以及后续的社会与政治危机，迫使中国人启开对‘现代’与外国的接触：新的社会与政治意识型态、新文化计划、新政府组织、新军事装备、新科学信仰、新宗教、新教育系统等。经由不同的社会运动与政治改革，这些接触承载着各类现代化的计划，许多传统寺院实践和规约，也受到这些事件与运动的直接影响，而导致衰微或产生剧烈的转化。

　　在僧团开始感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之前，中国佛寺传统的许多特点仍然持续着。例如寺院是佛教活动的中心，僧伽是主要领导宗教活动的人。传统上，十方丛林由所有僧伽所共有，僧伽的日常生活由丛林清规所规范；另有一些小寺院，由该寺院的僧伽代代相传经营维系。民国建立以前，僧伽可免于赋税、劳役与征召入伍，也无须向皇帝礼拜。

　　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对寺院的保护与赞助也随之结束，佛寺面临被没收，以作为学校或政府办公室的威胁，而寺院的耕地也遭到充公以支付教师的薪资（welch 1976: 167）。在这段期间，许多佛寺为了自保，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校（即佛学院），以提供僧伽（尤其是年轻的僧众）有关佛教、科学、文学、历史与现代学科的教育。其他重要的自我卫护方式，包括建立中国佛教协会，透过众多佛教徒有效地游说以保护寺产；建立孤儿院、诊所与慈善、宗教机构，以促进僧团与社会的关系。

　　虽然僧团已做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以调适其在现代社会的地位，然而阻碍与威胁似乎并未停息。在中国，反宗教的运动于一九二二年开始展开，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对寺院文化和规约的破坏更甚于前朝。在台湾与中国的新政府于文化建构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社会关系趋于由政府来管理的情况遽增，是当代社会与政治生活无法回避的视界（bennett 1998: 61）。赋税、司法、福利、军事与其他势力，在以往多属于地方管辖，而现在则由国家政府管辖（zhao 2001: 11）。国家的权力凌驾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