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佛教音乐的研究

　　佛教音乐，作为弘法的舟楫，历来为高僧大德所重；作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亦被海内外音乐学者视为瑰宝。上个世纪对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经历了大约三个阶段。

　　一、从起步到第一个高潮

　　第一阶段是音乐学界极个别的有识之士，“发现”和“初识”佛教音乐的阶段。由于长期以来传统的佛教音乐，或传承于佛门内部，或流播于社会下层，素不被上层社会人士所重。尤其是活动在民间的艺僧们，虽身怀绝技，但在佛门内外，一贯被视为“吹鼓手”。所以，本世纪初以刘天华为代表的音乐学家对佛乐的关注，在当时是一种富于远见卓识的行为，是对当时轻视、漠视佛教音乐的社会氛围的一个挑战。刘天华在本世纪30年代初所记录的《佛乐谱》，是中国音乐家已把佛教音乐列入研究范畴的一个标志。但其后中国的大规模内乱外患，使这一刚刚开始的工作停顿了将近20年。

　　第二阶段是从 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1947年，在原晋绥解放区文联音乐部工作的解放区音乐工作者亚欣对山西五台山的佛教音乐开始进行初步的收集工作。由于当时正值战争年代，又没有录音设备，所以，此次涉及五台山青庙、黄庙及“八大套”等传统佛曲的记谱工作，就显得格外珍贵。

　　50年代中后期，佛教音乐的采集、整理工作开始形成规模并进入了第一个高潮。各地的音乐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对佛教音乐的探索。不但收集、整理、记录了一大批佛教音乐的原始素材，并试图超越记录的阶段而从宗教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宗教音乐进行稍深一层的考察。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研究成果是潘怀素、杨荫浏、查阜西对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考察和研究。他们的研究和宣传不但使这一古老但被湮没多年、濒临灭绝的音乐瑰宝得以光扬中外，得到世人的重视、赞叹，并且对全国的音乐学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震动，使许多音乐工作者从此知道，在庙宇高墙之内，还有如此珍贵动听的音乐。可以这样说，以杨荫浏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民族音乐理论家对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整理和研究，真正开创了佛教音乐研究的学术范围，带动了一大批音乐工作者投身到这一工作中来。有关智化寺京音乐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室”的采访记录第1号 1、第5号 2、第21号 3。有潘怀素以“思白”的笔名发表的《略谈智化寺的京音乐》 4、《京音乐的历史性与艺术性》 5等。除智化寺京音乐外，杨荫浏还曾于1956年带队赴湖南省进行音乐普查，对湖南省的佛教音乐进行了较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并撰写了《佛教禅宗水陆中所用的音乐》 6、《宗教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 7。其中《佛教禅宗水陆中所用的音乐》一文对“水陆”音乐的演唱及演奏形式、“水陆”中音乐材料的来源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考察，并记录了《香赞》、《三宝赞》等禅门佛曲20多首谱例。

　　在这些知名学者的带动下，各地的音乐工作者纷纷投入这一工作并陆续出现了一批成果，如中国音协成都分会编辑的《寺院音乐》 8一书在 1955年铅印出版。书中汇集了峨眉山寺庙音乐中“焰口”、“梵呗”、“禅门课诵 ”等曲谱104首（其中有重复），五台山佛教音乐中“青庙”、“黄庙”等唱诵、吹腔207首（其中有重复）及“八大套”的全部曲牌。这是至今为止收集佛教曲数目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本谱集，可视为这一阶段佛乐研究工作的代表。此外，还有《陕西葭榆宗教音乐散编》 9、 《沈阳地区梵乐的初探》 10、《沈阳小万寿寺梵乐的初步材料（东北地区民间音乐采访记录之一）》 11等地方性佛教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的成果出现。

　　这一阶段，是佛教音乐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其特点是：

　　（一）由专业音乐工作者用民族音乐学的传统方法（主要是“田野工作”式的方法，包括记谱、记词、社会调查、乐器的绘图测量等）进行工作。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一般是只记谱，没有录音。

　　（二）由于大部分音乐工作者对佛教的教义、仪轨等缺乏了解，所以，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仅仅是初步的尝试，没有能把“佛教”与“音乐”结合起来研究。大量唱词中存在讹字、错字，在释文中亦存在对佛教的隔膜和误解。

　　（三）由于50年代政治相对稳定，大部分音乐工作者能够用历史的、客观的角度去观察佛教音乐，强调佛教音乐的“人民性”，试图将佛教音乐纳入“民间音乐”的范畴。

　　（四）由于缺乏对佛教的全面考察，而仅将被研究的对象视为“地区性”、“地域性”的文化，研究者的眼里，只有××地的“佛教音乐”，而无“中国佛教音乐”的概念。

　　二、从禁区到热点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佛教音乐的研究工作进入了停顿状态。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佛教音乐”被音乐工作者视为禁区，不敢问津。“文化大革命”更对佛教与文化造成严重的摧残，曾一度繁荣的佛教音乐研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第三阶段从80年代开始，中断了20年的佛教音乐研究开始复苏。1977年9月，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室音乐组就以“内部资料”的方式重新翻印了1956年《湖南音乐调查报告》中的《宗教音乐》部分。与此同时，山西省的音乐工作者，推出了《山西民间器乐集·五台山寺庙音乐》 12。其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大批以“选”、“集”为名的佛曲资料，如《禅门赞集》 13、《咸阳地区民间歌曲集成·宗教歌曲》 14、《江苏宗教歌曲选》 15等等。尤其是随着“中国民歌集成”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工作的展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几乎都在收集民歌和民间器乐曲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宗教音乐，许多地区编辑、整理和出版了本地区宗教音乐的专集，为深入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恢复采风工作的同时，一些音乐理论工作者开始恢复正常的学术工作。陈家滨的《五台山寺庙音乐初探》 16是80年代佛教音乐研究高潮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文章从形态学的角度初步分析了五台山佛教音乐，提出两个有价值的判断：一是以保存寺院中的《望江南》曲牌为例，认为“有可能就是唐代的原曲”；二是一反过去学术界认为佛教音乐“剽窃”了民间音乐的传统说法，认为五台山佛教音乐是“源”，而山西“八大套”是“流”。反映了音乐理论家求实的精神和勇气。田青的《佛教音乐的华化》 17则是第一篇超越“地区性”的“民间音乐”视角，把中国佛教音乐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现象进行历史考察的文章。文章反驳了以往学术界认为中国佛教音乐“土生土长”的观点，并将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相结合，提出了唐代佛曲至今仍存的观点。胡耀的《我国佛教音乐调查述要》 18把他早期研究的地方视角范围予以扩展，对我国佛教音乐中的法事音乐做了扼要的叙述，并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常用的赞呗进行了音乐形态的分析，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将中国佛教音乐与外国宗教音乐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充分反映了我国音乐工作者对佛教音乐整体把握力和认识程度的提高，这类文章有管建华、兰光明的《“慢弹”音乐与“奥加农”之比较》 19、田青的《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 20，前者从记谱法及音乐形态诸方面将四川成都宝光寺“焰口”音乐中的“慢弹”与欧洲天主教音乐中的“奥加农”进行比较，试图探索早期音乐中的一些问题。后者则从美学的角度，比较了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及道、儒）思想对欧洲音乐和中国音乐的不同影响。同时，对地方性佛教音乐的研究仍在进行，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方面的文章如：邢野《呼和浩特喇嘛教音乐考》 21、尼树仁《大相国寺音乐的构成》 22、邢毅《拉卜楞寺院藏文谱》 23、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 24、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的宫调系统》 25、刘劼《佛道教音乐在陕西民俗中》 26等。对佛教音乐的纵向考察亦有较深入的进展，研究者用历史学的方法探索了佛教音乐起源及发展中的问题。这方面的文章如：谢立新《中国佛教音乐之初》 27、林培安《梵呗窥源 佛曲辨宗》 28、赵一德《云岗佛籁洞与北朝文化》 29、高德祥、吕殿生《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吹奏乐器》 30、常嗣新《云岗第十二窟乐器演奏伎乐天的初步研究》 31。

　　这一阶段佛教音乐研究的特点是：

　　（一）对佛教音乐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已经开始，研究者从史学、音乐形态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入手进行研究，使佛教音乐的研究有了全新的面貌。

　　（二）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对佛教音乐录音、录像，其中一部分录音、录像制品已投入流通。上海音乐学院与上海市佛协联合录制的法事音乐录像带和“中国音像大百科”录制的“中国佛教音乐系列”录音带，是这方面的代表。从1987年至今，“中国音像大百科”版的佛乐系列磁带已出版计：《津沽梵音》、《五台山佛乐》、《潮州佛乐》、《常州天宁寺唱诵》、《九华山水陆》、《云南佛乐》等多套，受到普遍的欢迎。

　　（三）佛教音乐的研究已具备“学科”的性质，出现了以佛教音乐为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以佛教音乐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出现了少数以研究佛教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专业研究人员，召开了以佛教音乐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

　　（四）在抢救、整理、研究的同时，许多专业音乐工作者和佛教界人士，共同组建了一些佛乐团。最早成立的北京佛乐团（1986年组建），曾出访北欧和新加坡，使“北京智化寺”的名声远播海外。而技艺高超的五台山佛乐团（1989年组建）在出访香港和英国的演出中，更备受赞誉，佛教音乐迈出国门，走向了世界。

　　（五）出现了音乐专家与佛教界人士、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相结合的可喜现象。这趋势预示了佛教音乐的研究将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1989年3月在香港召开了“第一届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出席此次会议的国内外学者共27人，发表论文25篇，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关佛教音乐研究的国际盛会。会上发表的论文有：

　　法国巴黎大学陈文溪教授《越南佛教音乐与东南亚佛教音乐的比较研究》、法国巴黎人类博物馆民族音乐学系主任mirelle helffer《西藏dbyangs:口述传统与乐谱》、法国巴黎大学音乐系讲师皮卡尔《普庵咒的研究》、美国普林思顿大学宗教系讲师raoul birnbanm《唐代佛教徒观想体验中的声音与音乐》、美国加州大学宗教系主任黎惠伦《古代中国的佛教与娱乐》、美国田纳西州大学宗教系副教授miriam evering《中国朝暮课诵的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饶宗颐《从〈经呗导师集〉第一种“帝释天乐人般庶歌呗”联想到的若干问题》、香港法住学会会长霍韬晦《原始佛教对音乐的态度》、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讲师徐佩h《焰口施食科仪结构研究》、香港浸会学院音乐系讲师叶明媚《古琴音乐与佛教音乐美学思想研究》、香港民族音乐学会黎健《广府粤乐与佛乐的相互影响》。

　　中国大陆有周少良《有关明代〈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刘健昌《五台山佛教音乐研究》、尼树仁《大相国寺音乐概要》、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堂曲研究》、钟光全《浅论佛教音乐的民族风格及地方色彩》、苏巧筝《潮州庙堂鼓乐》、林培安《丛林度化观水陆》、胡耀《梵呗音律学》、王小盾《佛教呗赞音乐与敦煌讲唱辞中平、侧、断读音符》、张生录《天津佛教音乐与民间音乐之关系》、何昌林《对祭祀艺术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的再认识》、田青《从〈金瓶梅〉看明代佛曲》，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中国佛教音乐这一古老文化的内含与性质，代表了当前国际佛教音乐研究的水平。

　　（六）佛教音乐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宗教政策、文化政策的全面落实，宗教和文化的领导部门对佛教音乐的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1986年10月，《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主编会议特邀田青为各省“集成”主编作了题为“佛教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的方法”的专题报告，正式要求各省在“集成”编辑工作中全面收集佛教音乐。1987年9月，“集成”全国编辑部与文化部、宗教局联合在湖北襄樊召开了“全国宗教音乐编辑会议”，研究有关宗教音乐的收集、整理、编辑的问题，文化部、宗教局的领导和有关专家及“集成”各省的主编们参加了会议，会议除交流了一批学术论文和讨论了宗教音乐编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外，最后决定将宗教音乐收入器乐曲集成。目前，部分省卷已编完，这部浩大工程全部完工后，全国范围内的佛教音乐收集工作必将取得前所未有的丰富成果。

　　第三阶段的高潮，是原定于 1990年6月1日到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佛教道教音乐周”。这个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音乐周，共集中全国佛、道教乐团十余个，其中佛教乐团有北京佛乐团、天津佛乐团、五台山佛乐团、辽宁千山佛乐团、常州天宁寺佛乐团、九江能仁寺佛乐团、重庆罗汉寺佛乐团、甘肃 拉卜楞寺佛乐团、潮州开元寺佛乐团等。虽然音乐周因故未能公开举行，但如此众多的佛乐团齐集京华，在业务观摩中交流汇演了大量曲目，充分显示了中国佛教音乐的丰富多彩，说明在党的宗教、文化政策的指引下、全国佛教界人士与音乐界人士近十年来佛教音乐研究的巨大成果。

　　进入 90年代，佛教音乐的研究欣欣向荣，一批已具有一定基础和经验的佛教音乐专家在佛教文化研究机构的统筹下，初步形成了一支佛教音乐研究的专业化队伍。1992年，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组建了“汉传佛教常用唱诵规范谱本”编辑小组，小组聘请国内的诸方大德为顾问，田青任主编，经过三年的努力，已将《朝暮课诵规范谱本》编辑完成，并配合音谱同步的录音带出版。

　　1993年，上海音乐出版社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出版了田青主编的《中国佛教音乐选萃》，该书是第一本以五线谱记谱的、包括天津、五台山、潮州、重庆、九华山等地的佛乐谱集。

　　与对传统佛曲的研究同步，一些新创作的佛教音乐也开始出现，从 1983年5月到1994年5月，创作、排练了整整一年，由姚盛昌、田青、黄幼伟等策划、创作，天津歌舞剧院管弦乐团演出的我国第一部反映佛教内容的大型交响音乐史诗《东方慧光》在京、浸两地公演，被新闻界誉为“中国的《弥赛亚》”，标志着中国现代佛乐已走上一条立足传统、面向世界的新路。

　　90年代以后对佛教音乐的研究也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这一时期的佛教音乐论文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进展，论文数量是80年代的两倍还多。在地方性佛乐研究上，藏传佛教音乐日益年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才让当周《拉卜楞寺道得儿乐队及其乐谱》 32、万玛多吉《拉卜楞寺佛殿乐沿革试析》 33、旦木秋《藏族宗教仪式中的迎宾曲》 34、钟忠《嘉戎藏族地区宗教寺院“钦姆”音乐》 35、扎西达杰《藏传佛教音乐谱体系》 36、赵星《试论藏传佛教的形式发展及对蒙古族歌曲艺术等的影响》 37、付修林《康巴藏族寺庙音乐管窥》 38、田联韬《藏族宗教音乐初探》 39、格曲《西藏的宗教音乐》 40、白曲《初探喇嘛嘛尼音乐》 41、旦木秋《藏传佛教中的六字真言“嘛呢”及嘛呢调》 42、田联韬《藏传佛教乐舞“羌姆”音乐考察》 43、呼格吉乐图《内蒙古藏传佛教乐曲考》 44、田小军《呼和浩特地区藏传喇嘛教音乐》 45、嘉雍群培《藏族宗教乐舞的形成及发展》 46、边多《综论藏传佛教嘎尔羌姆音乐》 47等。这些论文从不同的方面对藏传佛教音乐的发展历史、记谱方式、地区特征、流传地域、运用场合、使用乐器等进行了考察。如扎西达杰的论文对藏传佛教音乐的乐谱体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该文在 藏族古乐谱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影响很大； 白曲对藏族的喇嘛嘛尼说唱曲调予以详细的说明； 边多先生系从事包括宗教音乐在内的西藏民间音乐艺术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他在对西藏各地近千座寺院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就有关藏传佛教嘎尔羌姆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内容与形式，种类与特色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地阐述，成果显着。

　　9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艄睾旱胤鸾桃衾址矫娴穆畚囊灿泻芏啵诟髦挚锓⒈淼挠薪倨ｌ锴唷?/span> 袁静芳等人在北方佛曲及京音乐的研究上取得很大进展，如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中堂曲研究》 48一文对京音乐中堂曲的乐队编制、曲式结构、十三套曲等进行了考察；她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北方佛曲“十大韵”》 49对北方佛教在佛前赞颂与道场拜忏时常用的十首词牌、曲牌进行了研究；田青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有《北京佛乐》 50、《 世纪末的回眸：智化寺音乐与中国音乐学》 51、《“京音乐”与“怯音乐”－－北京佛教音乐中的“都市派”和“农村派”》 52、《杨荫浏与中国宗教音乐 》 53等； 广东的陈天国、苏妙筝利用自己的家学优势，配合潮州开元寺的释慧原法师共同对开元寺的禅和板佛乐进行收集、记录、整理，出版了《潮州禅和板佛乐》， 陈天国还发表了《潮州禅和板佛乐的整理及其记谱中的一些问题》 54、 《潮州禅和板佛乐考源》 55等一系列文章，集中探讨了广东 禅和板佛乐的情况； 杨民康《中国境内南传上座部佛教课颂仪式音乐研究》 56及《论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圈和文化丛特征》 57则集中研究了云南上座部佛教音乐的特点，并提出了南传佛教音乐文化丛和文化圈的概念，认为佛教音乐因素是这一文化圈的“母系文化”，而云南当地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则是其“父系文化”，两者结合，构成了一个以纯宗教的佛教诵经音乐为核心、以另一类具备宗教性特点的佛教音乐为基础层次和以礼俗性音乐为外围的层次分明的佛教音乐文化丛，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在意义。

　　另外，在佛教音乐的功能方面，释昭慧《从非乐思想到音声佛事》 58通过分析音乐在佛教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培养教内的音乐人才——不但要培植优良的作曲家，也要培植卓越的指挥家、声乐家与器乐家。此外，还须辅助成立历经严格训练的、该水准的合唱团”；田青《中国佛教法事中的音乐是为神还是为人》 59一文讨论了佛教音乐“娱神”和“娱人”的关系，认为在大部分佛教法事中，或者说在某一法事的大部分音乐中，音乐的功能主要是“娱神”（更确切地说是“通神”）。而“娱人”只不过是第二位的、附属的功能；吴立民《论声明与修行的关系 （上、下）——佛教音乐之道》 60集中论述了 佛教之乐道与证道修持之间的密切关系。

　　世纪末在台湾召开了两次由海峡两岸三地及日韩等国学者参加的国际佛教音乐研讨会，将佛教音乐的研究再次推向高潮。在 1998年在台北举行的“中国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有 韩军 《 五台山佛经讽诵中的音乐特质及其与经文形式之关系》、韩军 《 五台山佛教音乐史略》、田青 《 禅与中国音乐》、高雅俐《佛教音乐传统与佛教音乐》、新堀智朝《以艺术的眼光探讨宗教教化》、林谷芳 《 从形式到实质的转化——台湾佛教音乐的发展与检讨》、陈慧珊《佛光山梵呗源流与中国佛教音乐的关系》、叶明媚《琴道与禅道关系之探讨》、 田联韬《藏传佛教寺院〈金刚驱魔神舞〉音乐考察》、凌海成《佛教音乐的美学思想》等； 2000年，台湾佛光山召开了第二次有关佛教音乐的学术会议，在此次召开的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有：吴立民《中国佛教音乐梵呗的形式与发展》、 田青 《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音乐》、 杨民康《中国南传佛教乐器、法器及器乐音乐的考察研究》、 边多 《 综论藏传佛教嘎尔羌姆音乐》、 张文《云南剑川白族阿吒力佛教音乐》、王小盾《佛教音乐在日本的流传》、郭玉茹《浅谈瑜珈焰口－从佛光山瑜珈焰口法会说起》、梁蝉缨《佛教音乐观－佛乐功能与修行之关系》、蔡灿煌《从民族音乐的理论与方法－谈中国佛教音乐中念诵的采谱与分析》、陈慧珊《福州佛教音乐鼓山调在闽南地区以及台湾之流传》、宋锡球《佛教音乐之美学的接近》、 叶明媚 《 琴禅的美学特征和审美内涵》、 林谷芳 《 禅乐何在－禅与艺术的一点思索》、林仁昱 《 敦煌本五台山曲子之演艺探究》、高雅俐 《 佛教音声概念与音乐修行》、 中西和夫《日本净土教仪礼的音乐特性——受容与创造的轨迹》、 镰田茂雄 《 唐代梵呗的流行》、 洪润植《韩国佛教音乐和仪式的发展》、金应起《韩国佛教音乐“梵呗”形式与展望》、林范勋《韩国现代佛教音乐》 等 20篇。

　　台湾佛光山所召开的这两次有关佛教音乐的叙述研讨会，对推动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