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美术亦随之在中国发展。《后汉书》卷八十八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晋袁宏《后汉纪》的记载与此略同；又《佛祖统纪》等书也记其事。传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当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魏书·释老志》说：“自洛中构白马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又说：“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教画，可惜已随古建筑而毁灭了。据此则造像、画佛、造塔的图样，最初都是从印度传来的。

关于印度的佛教美术，现遗存者，如第一期的佛陀迦耶，第二期的巴鲁特(bhashat)、山奇(sanchi)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存在。到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amaravati)雕刻了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ajanta)、犍驮罗(gandahza)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佛传，佛像有进一步的成就。犍驮罗为中国敦煌移民月氏人所建国都，取希腊所遗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术，独具特色。传入中土，首达西疆。今存者有拜城县克孜尔明屋壁画，绘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库车县库末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等，皆沿丝绸之路，东来而至甘肃，有敦煌鸣沙山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广元石窟以及江南摄山石窟等，石窟之数，不可胜计。全国造像、碑、幢之类，历世残毁颇多，今所保存，亦为世界之冠。在公元一世纪时，月氏成立贵霜王朝，继续占领西南高附，东南罽宾，以及整个犍陀罗。地当丝绸之路商业要冲，财力雄厚，贸易常用金币。贵霜第三代迦腻色迦王，出于小月氏，其汉名的前面，有“真檀”二字(真檀与真陀，皆于阗之别名，月氏大部西迁，小部留于阗，迦腻色迦属于阗小月氏)，示其世系所出，其人雄才大略，利用佛教，向外扩张，当其与印王战，胜利媾和之时，曾向印王索取佛钵及辨才比丘。佛钵以示传法正统，辨才及高僧马鸣，用以号召四方。建塔立寺，第四次结集佛经，始刊之文字。佛教经像，传于中土，即自大月氏得来。而中国西部佛教艺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实有由来。自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可以不论。至印度所传佛教经像艺术，当公元九世纪后，为印度教人、回教人所毁，几于澌灭；赖中国所存经像，较为丰富，保持至今。

中国在佛教艺术上的成就，无论造像、绘画和建塔等，都是在中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它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在初期西来的道路上，如新疆的克孜尔明屋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虽曾受有西来影响，但同一题材，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富艳，婉变多姿，色彩鲜明。即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画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饲虎、强盗挖目，人生如在地狱中，阴森可怖。大概在当时不断战斗屠杀的年代中，人民求生无计，得不到快乐的生活，统治者又借宗教来镇压人民，使其心灵上甘于服帖。在线条与色彩上，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的感情，这是当时以宗教为实用主义的工具在美术上的必然反映。

但到隋唐统一时代，佛教美术就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这个趋势开始于隋唐以前。早在梁代，张僧繇善画佛像，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他有了很好的发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画，并擅佛画，能传其业。善果画悉达太子纳妃图，灵嘉寺塔样；儒童画释迦会图，宝积经变图。在南北朝的后期，张僧繇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学习他的画派。所谓“望其尘躅，有如周孔”，可见声望之隆。他用简练的笔墨，绘画佛像。《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像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佛教绘画在中国的发展，当隋以前，僧繇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者。

其在北朝，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享盛名。曹氏来自中亚的曹国，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进于中国民族风格。创立了“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大样式之一，它的特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朝的雕刻，有同样的作风，与吴道子结合了中国的传统风格所创立的“吴家样”并称；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找到他的作风。

隋唐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的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鲜丽，人物造型端庄华贵，男女的形貌，都非常映丽。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音乐弦管、胡旋、柘枝，都搬到佛前演奏，极乐世界也就是人间的世界。尽态极妍，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佛前供养人像有诸王贵官，几与佛躯相等。这与其说是为佛教宣传，无宁说是为当时的上层社会，追求享乐，粉饰藻绘，期望在当前身后，都得到感观上的满足了。

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第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公元八世纪前半)；中唐的第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咸通六年——公元856年所写的莫高画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则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相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由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应有共同的画法，为当时的规范。

这些壁画的内容，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唐代佛画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烂，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唐代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宗，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药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把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其中有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表现出无尽的美景。用富丽的物质现象，去描绘观想法门境界。其中表现了乐观美满的生活，表现了音乐舞蹈、香花美果等享受的欲望，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美丽与健康的化身，对于美和健康的赞赏，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唐代的佛画中，并且点缀着许多人间社会生活小景，由神的世界走向人的世界，神与人融合为一片，乐观、明朗，富有情趣，这些佛画可以说与世俗的情感愿望相结合，因此它深入到一般民间社会中，滋生在群众的心灵中，佛教的宝殿，不单是礼拜的地方，也是娱乐游观的地方，它得到了民间的拥护，为此后开拓了广大的园地，在中国绘画中，也扩大了它的影响。

佛教美术在雕塑方面，也有其伟大的创造。在佛教东来的通路上，经过新疆维族自治区时，遗留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经过甘肃河西走廊时，遗留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而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磁县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万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像，在四川的广元石窟、大足石窟，以及巴中、通江等地石窟造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不能备举。乐山大佛，尤呈伟观。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的雕塑艺术，在佛教方面，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紵干漆造像，还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艺术，留下很大的成绩，在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或受有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签多造像，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深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国人的气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水平。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匠心独造，改用彩塑，唐塑在莫窟中，焕发光彩。江南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后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种技法，也是中国佛教艺术所特有的。

关于佛塔的建筑，中国与印度的窣堵波(saupa)殊不相似，印度的方坟、圆坟以藏佛骨，中国则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建造，遗存的占塔中，以重阁累积者为多，所谓塔势如涌出，则是一致的。中国佛塔，基层亦藏舍利，上层常用以藏经，且供登眺，唐玄奘所建大慈恩寺有大雁塔，闻当时亦备藏经，学士登临，题名志庆，塔影凌云，塔铃摇风，这在世界的高层建筑上，也是别有逸趣的。

（编辑：蝉友圈•佛旅网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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