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5/01/07 佛教文化(禅者说) 标签:蝉友圈丨佛旅网丨佛教建筑丨五台山佛寺建筑浏览次数:2731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自北魏以来,历代统治阶级崇信五台山,视其为“圣山”、“灵山”,对五台山佛寺建造予以不同程度的扶植,遂使五台山形成规模庞大的佛教建筑群。目前五台山保存有中国唐、宋、金、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七个朝代的寺庙68座.其中,台外21座,台内47座。台内寺庙中,有黄庙8座、青庙39座。
一
南北朝时期,五台山佛教出现了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北魏孝文帝亲临五台山礼佛,开皇帝巡台之先例,五台山随之广建寺庙,普度僧尼,到北齐时全山寺庙200余所。许多寺庙屡经修建而传承至今,如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碧山寺、清凉寺、佛光寺等。但是这一时期的佛教建筑早巳荡然无存,仅佛光寺祖师塔留存至今,成为极为珍贵的中国早期古塔实例之一。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自唐太宗李世民至唐德宗李适的九位皇帝均下诏敕建五台山佛寺,使五台山成为全国佛教中心,全山寺庙数量曾达到360余座。唐武宗一反诸位皇帝大力扶植佛教的政策,于会昌五年(845)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五台山佛教受到致命打击,全山寺庙几乎全部被毁,仅有规模较小的南禅寺幸免于难,并留存至今。
南禅寺内大佛殿为唐建中三年(782)的建筑,是现今已知最早的木构建筑,为研究唐代佛教建筑的形制、结构、设计方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和独特见证,是研究中国建筑史不可或缺的实物例证。
大佛殿坐北朝南,面阔、进深均为三间,平面近方形,单檐歇山顶。建于月台上,是现存几座唐代建筑中唯一带月台的建筑。檐柱柱头卷刹明显,各柱微向内倾,形成侧角,角柱升高。造成生起.柱与柱之间用阑额联系,转角处阑额不出头,其上也不采用普拍枋.殿内无金柱,梁架结b为四椽袱通檐用二柱。殿内无平棊,是宋《营造法式》中所谓的“彻上露明造”。斗棋用材较大,三间殿所用材为宋代所规定的五至七间殿所用的材料。檐下仅设柱头铺作,形制为五铺作单超抄拱偷心造,耍头为短促的昂形。屋顶举折平缓,顶上瓦条垒脊。脊端置鸱吻。寺内的佛像17尊,与大殿同期塑造,是我国除敦煌以外稀有的唐代彩塑.大佛殿虽然规模不大,却表现出娴熟的技艺,真实地体现了唐代佛寺建筑的形式、设计和材料特征。
佛光寺位于五台县豆村镇佛光山腰,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1一499),会昌灭法中被毁,唐大中十年(874)在旧址上重建。寺坐东朝西.因地势而建,东、南、北三面山峰环抱,总平面呈现三个平台。主体建筑东大殿建于第三层平台上,虽然建造时间晚南禅寺大殿75年,但其规模远大于南禅寺,且后世在修葺中改动较少,是已知现存唐代木构殿堂的范例。东大殿面阔七间34米,进深四间17.66米,单檐庑殿顶,为一座中型殿堂。殿身构架自下而上由柱网、铺作层和梁架三部分组成,这种水平分层、上下叠和的构架形式是唐代殿堂建筑的主要特征。殿内柱网设置采用宋《营造法式》称之为“金箱斗底槽”的形式。金柱将殿内空间分为内槽和外槽两部分,金柱所围空间为“内槽”,内槽四周金柱与檐柱之间的空间称为“外槽”。殿身四周檐柱侧角、升起明显,柱身采用支柱造.柱头卷刹和缓。内柱柱础石素平无饰,檐柱柱础石雕有宝装莲辦。柱间用栏额相互联系,转角处栏额不出头,无普柏枋.檐下设柱头和补间铺作,其中外檐柱头形式为七铺作双抄双下昂,偷心造;补间形式为五铺作双抄无昂,斗拱硕壮宏伟。殿内梁架分明袱和草袱两部分,前者砍伐规整,后者制作粗糙。平梁上仅用两只大叉手斜向支撑,以承平檮上荷载,这些均为汉唐时期建筑的固有形制。前檐明间五间装板门,两梢间及山面后部一间设直棂窗。东大殿的建筑形式、设计与材料保持b唐代木构建筑的真实性,如:“金箱斗底槽”平面,“侧角”、“生起”明显,直棂窗,有阑额无普拍枋,举折平缓,出檐深远,设“月梁”、“徼背”、“叉手”等,无一不是唐代建筑特征的真实体现。
二
宋元时期,五台山佛教平稳发展,当时全山寺庙数量为70余处。从整个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史来看,宋代是中国木构建筑的成熟时期,崇宁二年(1103)颁布了中国历史士第一套建筑技术标准和基本工料定额标准——《营造法式》。其中一些标准不但控制了建筑结构的断面。而且还控制了建筑的尺度,使建筑构件标准化。随着《营造法式》的颁布,各地建筑技术得到了改善。五台山留存至今的宋代建筑实例不多,定襄洪福寺大雄宝殿为其一。
洪福寺创建年代不详,椐寺内金天会十年(1132)《僧慧广预修金幢》记载,该寺至迟建于北宋绍圣二年(1095),宋、金、元、明四代予以修葺。寺坐北朝南,建于高7米的土台之上,四周设边长为400米的高堡围墙,防御性特征显著。现存毗卢大殿为北宋时期的原物,是研究五台山宋代建筑的重要实物例证。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悬山顶。设方形柱础石,上无雕饰,檐下设柱头、转角和补间铺作,其中柱头形式为六铺作单抄双下昂,外拽计心、里拽偷心。明间及两次间设六抹隔扇门,梢间设直棂窗。殿内彻上露明造,梁架结构为三椽袱前后对乳袱。殿顶筒板瓦覆盖,琉璃脊兽保存完整。整条屋脊上还间饰牡丹花草、草叶及几何图案.线条流畅,造型优美。殿内佛坛上供元代塑像9尊,从外观风格来看,宋代建筑没有唐代建筑所具有的宏伟刚健风格,但却比唐代建筑更秀丽。
三
金代诸帝受汉人崇佛思想的影响,兴修寺庙,五台山地区修建了一定数量的佛寺建筑,佛光寺文殊殿、繁峙岩山寺文殊殿、五台延庆寺大佛殿为金代建筑的代表。
佛光寺文殊殿建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面阔七间.进深,乙椽,悬山顶。正面当心三间设板门,两梢间设直棂窗。门窗构造与《营造法式》中小木作的规定极为相似,在结构方面文殊殿做了大胆的尝试,采用减柱造,是金代减柱造的代表作。按传统做法,文殊殿这种规模的建筑应当设12根柱子,但文殊殿仅用了4根金柱,即前内柱2根,后内柱2根。由于采用减柱造,梁架结构随之发生了变化,纵向依赖两侧的山墙稳固,横向靠前后檐墙和装修支固。文殊殿的另一建筑结构特点是内额的使用及做法,内额跨度大,长达两间或三间,而且是上、下两层共同工作。断面粗壮的下层由额承乳袱,上层内额承四椽袱。两层额间有蜀柱相连,上下两层额枋的两端由斜撑与蜀柱间的绰幕枋相交,这种因平面柱网变革而出现的近似桁架的构件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了结构探索的重要足迹。斗棋用村约为《营造法式》中的三等材,外檐柱头形似为五铺作单抄单昂,前檐明间补间斗拱斜出华棋两层.显得富丽堂皇。
四
岩山寺位于繁峙县天岩村,是北宋香客进五台山的第一站,规模大,香火旺盛.,这一地区在宋、辽时为战场,金正隆三年(1158)建水陆殿以超度阵亡者的亡灵。现存文殊殿为金代建筑,面阔五间14.98米.进深三间11.86米,单檐歇山顶。规模不大,但在建筑规制、造型、结构和技术手法等多方面有独到之处。次间面阔略大于明间,梢间宽仅为明间或次间的二分之一,这种平面布局为现存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稀有之例。柱子升起.侧角显著。殿内采用减柱造,设金柱4根,前后槽各2根,但位置互不相应。前槽两金柱设在前檐和两山次间中线上,没有与檐柱和山柱相互对应。后槽两柱设在山面次间中线上,没有与前槽柱垂直,这种减少殿内金柱以及金柱的灵活设置,是平面布局的一种创新。檐柱径高之比与金代建筑相符。檐下一周柱头上施栏额和普拍枋,断面呈“t”字形,转角处栏额不出头,与唐代建筑相同。檐下斗拱分柱头、补间和转角铺作三种,其中外檐柱头形式为五铺作单抄单下昂,补间形式为五铺作卷头造,斗拱结构和层次简洁。屋顶举折平缓,外观形制似早期建筑风格,举高与跨距之比合1:3.88,与其它金、元建筑相比,屋顶仍呈平缓之状。前檐明间装板门,次间装直棂窗。文殊殿建筑结构形制、建造手法及用材规格均保存了金代建筑的特点。殿内砌佛坛,上设塑像14尊,现仅存8尊,虽有残肢断臂,;但躯体、相貌、发髻、装饰等仍不失原作风貌,为我国金代彩塑中的精品。殿内四壁绘壁画,是金大定七年(1167)御前承应画匠王逵所绘。不但描绘了佛传故事、经变故事和人情风俗等,而且还表现了宋、金时期都市风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五
元代,藏传佛教进入五台山,元成宗、英宗亲临五台山朝拜文殊;元武宗还数度调拨军队,到五台山修建寺庙,元代五台山共增建佛寺112座,成为国内独一无二的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存一山的佛教圣地。保留至今的元代建筑有五台县广济寺大雄宝殿。
广济寺,俗称西寺,位于五台县城内西街,始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现存大雄宝殿虽几经重修,但梁架结构仍保存了元代原状。面宽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悬山顶,殿前筑月台,前檐当心间和两次间装隔扇,后檐当心间辟板门一道。殿内采用减柱造,前槽不设柱子,仅后槽设粗大的金柱两根,殿内畅阔。是元代结构灵活布设的实例。檐柱柱头作覆盆卷刹,卷杀明显,柱身侧角生起显著。殿内仅后槽设金柱2根,金柱上置额枋承托梁架,缝间前槽用四椽袱,尾端搭在额枋上。后槽用乳袱,内向与童柱交构,其上无四椽袱,由童柱承负平梁。该殿设计新颖,结构特殊,殿内梁架、斗棋、驼峰与柱网配置均为典型的元代建筑手法。檐下斗棋四铺作出假昂,屋顶举折平缓。殿内塑像与大殿同期,正中佛坛为一佛二菩萨,扇面墙背面塑三大士,两山砖砌长方形供台,上塑十八罗汉,为元代遗物。
金元时期,五台山台内台外寺字林立,唐宋殿字遍地皆是,金元两代所建佛寺必然受已有佛寺影响,现存建筑实例中有所体现。从现存金元建筑来看,其平面布局多采用减柱法,柱础多为素面覆盆式,不加雕饰。殿内梁架多采用自然弯材,稍加砍凿即可使用。结构上有所创新,出现了斜梁构件,并采用人内额。梁枋彩画出现了“旋子彩画”,整体色调以青绿等冷色为主,金元时期的建筑比宋代建筑更华丽。
六
明清时期, 由于佛教自身的演变和发展,佛教四大名山成为僧侣巡礼朝拜的圣地。佛教建筑有了较大的发展。明代就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嵋、铁九华”的形象比喻,五台山佛教发展到了其鼎盛阶段。明代五台山寺庙总数回升到l。4所。明万历年间(1573一1619),僧人镇澄和智光等创立了十方净土禅院,使五台山形成青庙和黄庙、十方庙和子孙庙并存的格局,乃至有“中国佛教缩影”的美誉。
目前五台山保存了大量的明代建筑,如殊像寺文殊殿、塔院寺大藏经楼、罗喉寺文殊殿、大雄宝殿、碧山寺雷音宝殿(毗卢殿)、戒坛殿以及繁峙公主寺大雄宝殿等,均为明代建筑的杰出范例。显通寺砖结构建筑无量殿、铜铸建筑铜殿、铜塔等,建筑材料特殊,建造技术精致,不仅是山西,同时也是中国明代建筑的优秀实例。
殊像寺大文殊殿为明弘治二年(1489)的建筑,是五台山台怀核心区最大的文殊殿。殿前设月台,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重擔歇山顶,筒板瓦覆顶,三彩琉璃剪边。大殿设檐柱16根,金柱12根,明间双步梁上施童柱,与第二步架的金柱组成上檐檐柱,内外柱间施穿插枋,柱头施平板枋,上置斗棋以及单、双步挑尖梁。上檐柱头同样在斗棋上置七架梁,前后贯通。两山施顺梁,后尾与七架梁连接,使整个平面纵横相交,十字连接,各自形成矩形框架。上下檐相比。下檐较上檐多一步架,周箍一圈,使整个结构显得刚劲平稳。大殿生起不显,側角显著。檐下斗拱明间六朵,次间五朵,梢间两朵。上檐斗拱形式为五踩三昂重拱造,内槽采用七踩品字斗拱承托天花、藻井,使殿的重量由斗拱转向柱头,减轻了七架梁的荷载。下檐下中三间装隔扇门12扇,四壁无窗,使殿显得墩厚结实。大殿梁、檩、枋上绘“旋子彩画”。以青绿为主,间以朱红,枋心贴金,图案清晰。大殿梁架、柱h及斗拱的用材比例和榫铆做法等,在遵循宋《营造法式》技术做法的同时,又有所突破,较接近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为典型的明代建筑。
碧山寺是五台山最大的十方禅林。又称“广济茅蓬”,寺规模宏大,现存建筑多为明、清两代所建.主体建筑天王殿、毗卢殿、戒坛殿、藏经阁均为明代所建。雷音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庑殿顶。后擔明间前置抱厦,单檐卷棚歇山顶。檐步设柱头科、角科和平身科,形式相同,均为五踩双昂重棋造,昂嘴批竹式。屋顶灰布筒板瓦覆盖,正脊为琉璃脊筒,中央置琉璃脊刹,两端设灰布蛟龙式正吻。戒坛殿面阔五间,进深四椽,三架梁对前后单步梁,前出廊,单檐硬山顶,后檐明间出抱厦,单坡卷棚歇山顶。柱子布局规范,分四行布设,山面设东西向檐柱两列。檐步设柱头科、角科和平身科,形式相同,均为五踩双昂重供,昂嘴批竹式。前坡灰布筒板瓦覆盖,后坡灰布板瓦覆盖,正脊、垂脊为琉璃脊筒,正脊中央置琉璃脊刹,两端设琉璃正吻。
繁峙公主寺是北魏孝文帝为第四女诚信公主建造的,故名公主寺,明弘治十六年(1505)重修。大雄宝殿为重建时的建筑.面阔三间,进深六椽,单檐悬山顶,檐下无斗棋.梁架结构为六架缘通檐用二柱,结构简洁,用材规整。前檐明间设六抹隔扇门,内设六边形棂花。殿内四壁绘佛传故事壁画,佛坛上塑三世佛及侍者像5尊,均为明代作品。
显通寺创建年代较早,为五台山佛刹的开山之祖。明太祖重修时赐额“大显通寺”,经明清两代不断重修,始成今日规模。中轴线上殿堂七重,自南到北分别为观音殿、大文殊殿、大雄宝殿、无量殿、千钵文殊殿、铜殿、藏经殿,无一类同。其中无量殿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建筑,体现了明代砖石建筑技术的成就。上下两层,面宽明七暗三,进深三间,高20.3米,重檐歇山顶。明间雕高大的檐柱,柱础束腰覆盆式,柱头施额枋、平板枋,下悬垂莲柱。其上斗拱密布,每间设平身科三朵,为五踩单翘单昂形式.二层挑出勾栏平座,望板上雕刻各种花卉和吉祥图案,额枋、棋眼壁、正脊等部分施精美雕刻。殿外檐四周砖雕斗拱、花卉,内雕庞大的悬空藻井,形似华盖宝顶,殿正面每层设七个洞。上镶嵌砖雕匾额,造型独特。无量殿是存放藏经的殿宇,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其实际用途。二层中间为大券,四周是较低的小券,这种券洞组合与屋顶曲线相互呼应,券体的稳定依靠主券与副券的排列,主券洞高两层,底层周围设计成一周厚培,墙身上开一串横向券洞用作门窗.第二层围绕主券设一周廊券洞用作通道,在加强建筑物稳定的同时,又使建筑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满足了使用要求。
清初诸帝尊崇五台山及文殊菩萨,从顺治开始,朝廷重视利用黄教来加强蒙藏地区与朝廷的联系,借以融洽民族关系.清代大兴帝王朝台之风,康熙五次朝台,乾隆六次朝台,充分发挥了五台山维系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稳定社会的“黄金纽带”作用。鼎盛时,佛寺曾增至122处,其中黄庙25处,青庙97处,汉、藏佛教比肩发展。重要遗存有显通寺大文殊殿、大雄宝殿,菩萨顶大雄宝殿、塔院寺天王殿、大慈延寿宝殿,金阁寺天王殿、大雄宝殿等。
显通寺大雄宝殿平面呈凸字形,面阔五间,进深六椽,六架梁对后单步梁,通檐用三柱;抱厦梁架结构为三架梁通檐用二柱.单檐歜山顶.后置倒座式勾连搭抱厦,面阔三间,进深一间。重檐硬山卷棚顶。大雄宝殿、抱厦及勾连搭屋顶均采用筒板瓦覆盖.正脊素灰筒瓦砌筑,正中设圆形塔式脊刹,两端置箭把式大吻。大雄宝殿为五台山最大的一座大雄宝殿.重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面阔明七间暗三间,重擔歇山顶,四周环廊,转角处向内收缩,前擔雀替雕刻龙凤图案,形制壮丽,雕工极细。
菩萨顶坐落在台怀镇灵鹫峰上。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后几经重建。清康熙年间(1662—1722)大喇嘛居菩萨顶,寺院遂成皇庙。寺居山头,地势较高,门前筑石阶一百零八级,逐级而上.山门前建有牌楼,寺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居高,并列三院,以中院为主体,依次建有山门、天王殿、大佛殿、文殊殿,均为清代所建,是五台山清代佛寺建筑的典型实例。由于是皇家道场,寺内建筑的建造手法、规格、色彩以及雕刻装饰等多参照皇家建筑进行营造,故而呈现金碧辉煌的气势。文殊殿面阔三间18.8米,进深14米,单擔四阿顶,顶为黄琉璃瓦覆盖。四出廊.四周围以石栏杆。梁、枋、斗棋施以彩绘,格扇上有雕刻图案,大殿绚丽多彩,体现了清代华丽的建筑风格。大雄宝殿面阔三间,进深八间.七架梁对前后单步梁,通檐用四柱。周匝回廊,单檐歇山顶。前置重擔抱厦,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后檐柱与大殿前檐柱共用,下层为半庑殿式,上层为卷棚歇山顶。因前置重擔抱厦,使平面呈倒“凸”字形.大殿柱网市设规整,廊柱设仰莲柱础、,廊步设柱头科、角科和平身科,形式相同.均为双昂重拱造。殿顶黄琉璃筒板瓦覆盖,正脊为黄琉璃脊筒,中央置琉璃脊刹,两端设琉璃鸱吻。
从五台山现存明、清两代木构建筑的实例来看,与前代建筑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柱子布局规整,柱子侧角减小,生起不再有。金代采用的减柱造、大内额和斜梁等做法已不再运用。梁架结构简洁、规范.这一时期的许多建筑在结构上有诸多的一致性,表明在建筑技术方面已形成一定的制度,并被广泛采用。室内多采用明袱做法,且加工精致。枋用垫板填充,称为檩、垫、枋三件.结点处理以蜀柱代替驼峰。所建殿宇出檐较浅,屋顶举折增高,斗拱比例缩小。梁枋多用“旋子彩画”,脊饰、鸱吻雕刻精细,遂使建筑呈现华丽精致的风格。
七
民国年间,社会动荡,五台山佛寺虽有所修建,但总体呈现冷落状态。其间所建建筑在装饰上下了很大功夫,尤其表现在石雕方面.南山寺、龙泉寺、普化寺都保存了这一时期大量的石雕作品,由于是同一时期建造,在雕刻内容和技法上有较强的一致性,其中南山寺石雕以内容广泛、雕刻精致而最为著名。
南山寺依陡峭的山势而建,高低错落,层叠有致。民国年间(19l2—1949),普济禅师度就的东北善人姜福沈重修佑国寺时,将其与善德堂、极乐寺联为一体,统称南山寺、,在总体格局上形成寺中有寺、院中套院的格局,既有寺院布局的宏敞,又有园林布局的幽深。南山寺的精华是寺内石雕作品,佑国寺主要建筑的勾栏、券拱、槛墙、角柱、墀头、影壁以及甬路上皆饰有精美的石雕,共有1480多幅.雕刻内容佛、道、儒三教兼而有之,宗教故事、历史故事、文学故事、神话传说、戏剧人物、传统吉祥动物、植物无所不包.,圆雕、浮雕、线刻、剔地起突等雕刻技法齐备。构图饱满,形象逼真,刀工精细,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被誉为“现代石雕艺术的宝库”。汉白玉石牌坊下层门券上刻有“八洞神仙”,构图精致,雕刻精美;望峰台的平台围墙和石栏板上,满刻浮雕,内容有琴棋书画、桃李梅竹、喜鹊登梅、奔马逐日、飞龙走兽、仙鹤芙蓉、孔雀牡丹等,其中八洞神仙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历史故事有挂角观卷、负荆读书、孟母择邻、苏武牧羊等,其中挂角观卷准确地刻画了李密凝神读书的情节;负荆读书描写了西汉朱买臣勤奋学习的故事;三国故事中的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火烧战船、张飞横槊当阳桥、空城计等,内容鲜明。天女散花为浮雕作品中的精品.天女脸庞甜润,修眉妙目,云髻高挽,体态袅娜,衣带飘卷,精美的花篮倒出各种鲜花,似华云花雨一般。佑国寺浮雕内容题材广泛,造型生动,构图巧妙,刀法细腻,雕刻技艺娴熟高超,树具其形,花展其容,鸟得其姿,兽演其态,人表其情,众多石雕作品将寺院装饰得华丽无比。
五台山民国年间的寺院建筑,虽然梁架结构与清代相同。但木构件更加趋于精巧美观,柱头及栏额常常装饰着镂空雕刻券口,龙飞凤舞,异常华丽。外部的柱、额、栏、枋常施以彩绘.绘制草木花卉和人物故事.再一个特点是木构建筑与石雕、砖雕相配合,使建筑外观显得异常华丽。
八
五台山荟萃了唐代以来七个历史朝代的寺庙,这些寺庙大多集中在台怀镇,形成了一处规模庞大、宏伟壮观的古代建筑群,不仅具有各个历史朝代的建筑风格和特色,而且还具有建筑历史的连续性。从建造位置上看,大多依山就势,随地势而建;从平面布局上看,大多采用中轴对称的格局,两翼均衡,巍峨壮观。但也不乏在均衡中做一些活泼的处理,如塔院寺东南突兀而起的望海楼,显通寺东南建造的钟楼,都打破了过于均衡的平面构图形式.从建造材料来看.除采用传统木材以外,还采用砖石、青铜等材质,成为同类建筑中的杰出范例;从结构上看, 见证了中国古代建筑从唐代到民国年间的发展历程;从建造技术上看,体现了山西民间建筑技术的成就;各建筑在外观造型上,依据建筑等级采用与之相应的屋顶形式,形成尊卑有序的建筑风格。附属于各寺的附属文物如塑像、壁画、彩画以及碑碣等,为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连同佛教建筑一道,共同融汇了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民间宗教、儒教以及道教的精华,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成为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属于山西,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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