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存在怎样的关系
发布时间:2017/08/01 印度佛教 浏览次数:2772
传统认为,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严格说,中国所接受的佛教并非直接从印度传来,佛教在中亚地区尤其是贵霜帝国经过了一番洗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所接受的实际上是经过了中亚文明尤其是贵霜传统重新塑造的佛教。这些传统包括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兴替、菩萨的出现、弥勒和阿弥陀信仰的兴起,乃至佛像的出现,等等。这些我们以为是佛教固有特征的内容,实际上并非印度早期佛教的东西,而是在贵霜等地重新添加和发明的。
亚历山大的远征,打开了一道沟通东西方的渠道,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连接起来。在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建立了一系列希腊化的城市,大量希腊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亚历山大逝世后不久,其创建的帝国虽然瓦解了,但希腊化文明影响或主宰了整个东地中海和西亚、中亚的文明世界,直到公元前31年或前30年托勒密王国灭亡。随着安息在西部的崛起,中亚的希腊人西顾之路被切断,他们开始面向东方,接受东方的文明和传统,佛教也正好在这一时期从印度北部传入这些希腊人王国,于是相互融合,形成许多我们现在已经熟悉的佛教特征。这种混合的文明,即便在与希腊文明母体隔离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存在下去。
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1世纪,贵霜翕候丘就却(库朱拉·卡德菲塞斯,Kujula Kadphises)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到其晚期,贵霜已经统治索格底亚那、巴克特里亚、喀布尔、呾叉始罗、犍陀罗、罽宾,可能还有西旁遮普,定都高附(今喀布尔),初步奠定了帝国的基础。而之前的大月氏政权则已灭亡。丘就却统一五部并占领月氏全国后,自称贵霜王而不是大月氏王,可见贵霜及其他四翕侯是大夏人而非月氏人。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又攻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从此以后变成富强的帝国,诸国皆称之曰贵霜王。但中国仍沿袭旧名,将贵霜王朝称为大月氏。
- 犍陀罗雕塑中的特洛伊战争
贵霜时代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以前佛教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帝国虽然带有强烈希腊化的特征,却转向东方,笃信佛教。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角色。它在当时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又是世界佛教中心。同时,希腊文明的特征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包括艺术风格的变化,比如佛像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同时也包括教义的变化,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的导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
- 诸佛雕塑,有希腊文化痕迹
佛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犍陀罗艺术,主要就是在贵霜时代达到顶峰,其特点是带有鲜明的希腊文化痕迹。但这一文化融合,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发生了,当时犍陀罗国力强盛,中亚的希腊王国和犍陀罗通婚,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也派遣僧人到这里传教,希腊文化和佛教文化在此得到了完美的融合。约公元前190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征服了犍陀罗,按照希腊城邦的模式重建了呾叉始罗的西尔卡普城,城市格局呈整齐的棋盘式,从遗址上仍能看出居民住宅、贵
族宫殿、寺庙和商业建筑的分布。后来逐渐有了东伊朗阿拉米文字发展而来的佉卢文,也就是犍陀罗通行的文字。佉卢文成为佛教早期传教的主要语言。
1世纪上半叶,丘就却在大夏故地建贵霜帝国。至迦腻色伽在位期间,其国都迁至犍陀罗地区的富楼沙城(今白沙瓦)。他重视文化艺术事业,提倡佛教。犍陀罗遂成西北印度的佛教中心,佛教艺术得到更大的发展。贵霜时代,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教不再强调追求自我救赎,转而标榜拯救一切众生,并把以前追求自我解脱的派别称为小乘。在小乘佛教里,佛陀还是人格化的导师,到了大乘佛教,佛陀就变成了最高神灵,是彼岸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作为救世主的弥勒(Maitreya)也出现了。弥勒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实就是佛教的救世主。救世主的观念几乎每个宗教都有,比如基督教里面的耶稣。在之前的佛教中,并没有弥勒这一角色,而在贵霜时代,弥勒作为将来的佛和救世主,被赋予了极端重要的地位,是菩萨之一。而弥勒和转轮王的关系也变得重要起来。
正是在犍陀罗时代,菩萨的地位被抬高,菩萨像是非常重要的艺术题材。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Bodhisattva)的音译略称,义为“觉悟的有情众生”,即未来的佛陀。菩萨为救度众生而推迟自己进入涅槃的时间,把众生从此岸的生死苦海拯救到彼岸的极乐世界,正反映了佛教从小乘向大乘发展的历史轨迹。在犍陀罗艺术中,菩萨被塑造成贵霜时代印欧混血的王子形象,唇上留须,长发绾在头顶,有豪华的束发珠串和敷巾冠饰,这是印度河恒河流域的贵族装饰。胸前佩三四重绳状项饰,常有一对龙形怪兽口衔宝石,却是取材于北方中亚游牧地区。这些形象正说明了信仰和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作为救世主的弥勒。
一般认为,佛像是在贵霜时代产生的。在这之前,塔作为佛教的崇拜对象和文化象征有着突出的重要性。日本学者桑山正进将佛像的出现与贵霜民族的民族性结合起来,认为佛陀偶像的产生与印度文化传统毫不相干。贵霜游牧民族的特性使其并不是把宗教理论地看待,而是试图将超越的存在具体化、视觉化地加以把握,这是佛像创始的要因。田边胜美也是从贵霜盛行国王的神格化和祖先灵魂崇拜的角度,认为贵霜族把国王的肖像看作其灵魂寄居的地方,贵霜族的佛教徒同样希冀借助释迦牟尼灵魂的伟大力量,护卫自己和子孙后代,这样佛像便创始了。总体来说,正是犍陀罗艺术家打破印度早期佛教的风格,仿照希腊、罗马神像直接雕刻出佛陀本身人形的形象,所以早期佛像带有浓重的希腊风格。
印度并没有为圣人或者领袖塑造塑像的传统。在表现佛陀的时候,塑像或者绘画往往以菩提树、佛陀的脚印或者法轮来代表佛陀本尊。最早的佛像出现在1世纪,相当于中国东汉时期,最早出现在描述佛陀生平的佛传故事浮雕中,从前世佛本生故事、释迦牟尼的诞生、上学、宫廷生活、出城见历生老病死、树下观耕思惟、决意出家,到出家后的苦修、成道、说法、神变、涅槃、荼毗、分发舍利和建塔,等等,表现的是马鸣的长诗《佛所行赞》中的情节,具有写实的风格。但是后来佛像越来越高大,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尺度,艺术家以此来表现佛陀的伟大。
- 早期佛教浮雕中,佛陀的形象用一棵菩提树表示
在贵霜时代,佛陀形象被逐渐固定下来。比如三十二相,成为佛教造像要遵守的基本要求。佛之所以“妙相庄严”,就是因为具备了这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是指佛陀生来就有的三十二种神异之说,如“手过膝相”、“眉间白毫相”、“顶高髻相”等。所谓“白毫”是指佛陀眉间白色毫毛,放有光明,称白毫相。佛教传入中土为东汉时期,当时佛像眉中就有“点丹”“(白毫”)。但这种特征是在贵霜时代形成的,1—2世纪的释迦牟尼肖像,额间就有“白毫”。有的学者认为这和王权神授思想有关,在伊朗安息人和阿富汗、巴基斯坦贵霜人铸造的钱币上国王肖像发现了这一类的印记。安息人领土毗邻贵霜,双方都秉承了来自呼罗珊(梅尔夫)和大夏地区的赫瓦雷纳传统。这种印记对当时贵霜王朝时期繁荣的犍陀罗艺术施以巨大的影响,释迦牟尼、佛陀、菩萨的眉心也采用了这种特殊的印记。
佛像最初不是单独膜拜的对象,而是作为装饰品。后来出现了单独礼拜的佛像,有石雕也有灰泥、赤陶的材质。佛阿富汗哈达佛寺遗址所出佛头法相庄严,头梳螺髻,毛发蜷曲浓密,犹有古希腊遗风。注意额间就有三十二相的白毫。像的出现汲取了希腊、罗马以至波斯的营养,以古典手法表现佛教内容的新的艺术形式。这些佛像身着希腊式披袍,衣褶厚重,富于毛料质感;人物表情沉静;面部结构带有明显的西方特征,鼻直而高,薄唇,额部丰满,头发自然波卷;装饰朴素,庄严稳健。
除了犍陀罗艺术,同一时期还有秣菟罗艺术,主要集中在印度中部的秣菟罗地区,虽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但保留了更多印度的本土风格。贵霜帝国虽然将佛教作为重要的宗教,甚至提高到国教的地位,但是其他的宗教,包括希腊的神灵系统,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佛教题材之外,犍陀罗艺术中也保留了诸如希腊雅典城邦的守护神和智慧女神雅典娜、埃及神话中的哈尔波克拉提斯(Harpocrates)、扛花环的希腊罗马童子、戴尖顶帽的斯基泰战士、印度财神般遮迦与他的配偶生育女神诃梨蒂(鬼子母)等。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络绎不绝,包括法显和玄奘,他们都经过了犍陀罗地区,见证了当地佛教艺术的庄严壮丽。这种风格随着丝绸之路东来,一路上也影响了所经过的地区,比如新疆楼兰地区米兰佛寺的佛像和于阗地区拉瓦克塔院的佛像、菩萨像,明显取自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艺术。
20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的米兰佛寺遗址中发现有翼天使,斯坦因在考察报告中刊布了这些有翼天使壁画图,还在他1932年出版的《西域考古记》一书中说,从这些有翼天使的希腊式佛教造像的形式来看,“磨朗护墙板上这些画像必须追溯到希腊的神话,以有翼的爱罗神为其接的祖先”。他不仅认为这些有翼天使是从希腊神话里爱罗神演变而来的,而且还认为是“借自督教造像”。后来,斯坦因又将有翼天使与佛教中的护法神乾婆联系起来进行考证。
我国学者黄文弼考察了米兰,他在1948年发表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对斯坦因关于有翼天使与印度佛教中飞天的联系提出质疑。1962年,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在《就斯坦因在我国新疆丹丹乌里克、磨朗遗址所发现几块壁画问题的新评述》一文中指出:“如果要追溯这些有翼神像的来源,与其说是渊源于希腊,还不如说是渊源于汉画像石中的‘羽人’。很难想象,在佛教的支提窟中,有希腊神话上的‘爱罗神’画像。”从而认为斯坦因“强拉西方的古代神话于佛教艺术题材中,以致混淆了许多人的观念”,是“由于他们抱有偏见”。库车苏巴什遗址中发现的舍利木盒中绘有带翼童子的形象,与米兰佛寺画像类似。从翅膀的造型看,笔者个人认为新疆两地的人身羽翼造型与汉地羽人造型不同,倒与希腊风格相似,西域佛教受印度特别是犍陀罗地区的影响很大,而这一地区的艺术风格深受希腊绘画、雕塑艺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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