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朝圣：普贤道场的形成

峨眉山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则“普贤道场”所致。峨眉因普贤而名高五岳，普贤因峨眉而应化摄受。虽然，人们早已习惯于称“普贤道场”，但是，就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却模糊不清，各持所见。

我国四大佛教名山是指安徽的九华山，浙江的普陀山，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何为“四大”？这绝不是数字上的凑合。则是佛教把世界的构成分为地、水、火、风四大因素，即“四大界”。并赋予四山和菩萨，作为其各自的道场。地，九华山称幽冥界，属地藏道场；水，普陀山称流漓界，离观音道场；火，峨眉山称银色界，属普贤道场；风，五台山称金色界，属文殊道场。

所谓“道场”，就是菩萨们显示灵异，宣扬佛法和感化大众的地方。当然，对此也有人提出疑质。菩萨既是神通广大，佛法无边，理论上讲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挥作用，而不必局限于某一地区，或选某一山为其特定的“道场”。清人蒋超的《峨眉山志。志余》说：“世人竞称文殊在五台、普贤在峨眉……如今朝庭设官，各分疆界，各有职掌者然。其实菩萨神化，周遍法界，何尝以某处为我道场耶？”无奈之下，他说这只是“世人俗见”。不论是“俗见”与否，还是佛家之“四大界”，客观上它已被世人竞称了千余年之久。

峨眉山成为“普贤道场”，绝不会一蹴而就，其形成过程应该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必须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如：鼎盛的佛教环境、一定的理论基础、统治者的支持和善男信女们的信仰度等等。所以，在了解其形成时期前，必须明白它形成的相应的条件。

佛教在峨眉山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为唐以前，不论佛教是东汉或晋代传入峨眉山，毕竟是零星的；中期为明以前，两宋则为昌盛时期；后期为明、清两代，为极盛时期。从峨眉山佛教史来看，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中，还没有发现唐以前有普贤在峨眉山的记载。如：《郡氏闻见后录》载：“又峨眉普贤寺光景殊胜，不下五台，在唐无闻，李太白诗言仙不言佛。《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主，李长者言五台山而不言峨眉山。又山中诸佛祠，俱无唐刻石文字，疑持盛于本朝也。”而《全唐文》中《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刚普贤菩萨记》，提到普贤于“南瞻部州”祥瑞，却没有提到峨眉。足见唐以前普贤还未与峨眉山相连。

而到唐代中后期，似乎普贤菩萨才出现于峨眉山。这里有一位十分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澄观大师。他一生研究《华严经》，为了把华严宗更加中国化，提出了“华严三圣”，“三圣者，本师毗卢遮那如来，普贤、文殊二大菩萨是也”，即“普贤、文殊两俱华严”。然而，遗憾的是《华严经》中只谈到文殊的道场在五台山（清凉山），根本就没有谈到普贤的道场。经文曰：“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住其中而演说法”。所以，澄观大师为了给普贤寻找一住处，完善其“华严三圣”之理论，竞然把《华严经。诸菩萨住处品》中一段文字，进行了附会的改造。文为：“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贤胜，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住其中而演说法”。澄观大师把“贤胜”改为“普贤”，从此，峨眉山就与普贤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是”普贤道场”最早的文字记载。

既然是附会的改造，其错误是显然的。如：“西南方”是指天竺西南，而非中国西南。把“贤胜”改为“普贤”，毫无根据。连佛门中的有识者也不满意。印光法师在其《峨眉山志》说：“一班不知菩萨德相者，欲借经言以见重，谬引《华严经。诸菩萨住处品》云云。彼见有光明山三字，遂谓此西南方指震旦国之峨眉。在中国之西南……援经而深悖于经”。说来也怪，人们虽然知道这种提法是附会或错误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更愿意去相信它的存在。将峨眉山称为“大光明山”。《峨眉山志》载：“此大光明山，实为应化道场。溯其立名之意，盖以佛光昼现、圣灯夜来，自古今而无或隐灭……由是之故，致以峨眉宝山，亦称大光明焉”。

峨眉山之所以为普贤道场，除其理论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佛光。“佛光”则是峨眉山成为普贤道场的直接载体和具体表现。“佛光”本来是一种自然的光学现象，七彩光环，众人其观，只能见自己之身影，奇特而神密。当时，人们无法解释其理，却被佛教冠以“超人间化”的圣名。即“普贤祥瑞”、“普贤光相”，把佛光完全说成了普贤菩萨的应化之像。正如印光法师《峨眉山志》曰：“十方法界，皆可作菩萨道场。然欲众生投诚有地，故特于峨眉山应化焉。须知菩萨应化，有普有专：普则大众咸得亲见；专则唯自身明了。例如：云端现相，众所同观，圆光摄身，纵齐肩并立有许多人，而人各见其身，不见他身。于此二者，可见菩萨神应无方。”普贤因佛光而益显灵异；佛光因普贤应化而得”合理”解释，也是普贤道场形成的直接载体。

那么，佛光是何时发现的呢？虽“蒲公追鹿”的故事，认为是东汉时期，但此传说故事又被《法苑丛谈》一书所否认，“其实是宋人的附会”。现可见的古籍中，最早记载佛光之事的为《宋高僧传》。记载中唐“四朝国师”的澄观说：“大历十一年(776年)誓游五台，一一巡礼……仍往峨眉，求见普贤。登险涉高，备观圣像。”这里所指的“圣像”，就是佛光。由此可见，佛光的发现应为唐中后期。

普贤道场的理论，佛光，以及与普贤相联系等，都出现于唐中后期，似乎可以认为普贤道场的形成为唐中后期。显然，回答是否定的。要形成真正的“道场”，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根源。即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朝拜者的认知度。而这两个条件则为宋代。也就是峨眉山佛教的昌盛时期。当时，各朝君王敕赐频频，地方官吏争相效尤。捐赠寺庙，赐黄金，制法器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铸造普贤铜像。据《佛祖统纪》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敕内侍张仁赞往成都铸金铜普贤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贤寺之白水，建大阁以覆之。”峨眉山法缘隆盛，声望日重，普贤菩萨天人共仰，僧俗皆敬。所以，“普贤道场”之真正形成应是宋时的事。正如《杂花经》云：“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本，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故我世尊等正觉而有方所，说经而有道场，普贤于道场开化人天等众，故现海于峨眉山中，密引世人而通菩提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