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到政治：佛教的影响深入中国人的血脉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和作用，逐渐为社会各界所接受并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仅带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全面发展，而且在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学术思想、修养方法、音乐美术、工艺建筑、风俗习惯等等，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佛教在传入后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爱，对我国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对中国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以及寺庙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丰富了绘画以及雕塑等题材和内容。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都与禅宗思想有关。

壁画是中国古代绘画极为重要的艺术样式，自佛教传入以后，各朝统治者广开石窟，石窟中绘制了大量关于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经变故事、西方极乐世界、佛像、菩萨以及飞天等佛教题材的壁画。这些壁画以敦煌石窟和新疆克孜尔石窟为主要代表，题材丰富，色彩绚丽，风格多样，笔法细腻，体现了各个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以及古代画家高潮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笔重要遗产。同时从这些不同时代的壁画中我们能明显看出佛教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以及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的中国化和世俗化。另外，佛教传入后各地竞相修建寺庙，虽不如西方切于实用，都能能力求美观，如房屋前后之布置，左右美妙之点缀，尤其是寺院之庄严伟大之形式，皆是模仿原始佛教之状态。如西安大、小雁塔等，俱能代表崇高坚强之精神，此皆显而易见。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正是当时寺庙状况的真实写照。

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我国古代的雕塑在题材和艺术风格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佛教的塑像、石雕、石刻逐渐成为当时雕塑的主要题材，西域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逐渐渗透并应用于雕塑。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的群雕佛像，俱有数丈十余丈之高，气势宏伟，生动逼真，其刻工之玲珑，人物之巧妙，皆有飘飘欲飞之势，是我国古代雕塑绝无仅有的典范之作。

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在对我国的艺术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对我国的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禅宗的禅学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上。

自六朝至两宋，佛学盛行，许多诗人涉足佛教、结交名僧，诗歌创作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以禅喻诗创作了大量禅诗，著名诗人谢灵运、王维、白居易、柳宗元、苏东坡等人就崇信佛教，其作品往往寓佛理禅意于其中。另外，佛界也出现了一批以诗讲佛理的诗僧，他们的诗，自然洒脱，言浅意深，别具境界，对当时的诗风产生了巨大影响，唐代的王梵志、寒山、拾得以及宋代的佛印就是著名的诗僧，而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更是禅诗的典范之作。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小说的影响上，六朝时就有很多佛教感应、报应和灵验故事的志怪小说，刘义庆的《幽冥录》，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唐朝以后的各种传记及章回体小说在题材、人物和情节等方面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多带有三教色彩。如明人所作《归元镜》，是说明净士宗的相关事实；《济公传》、《红楼梦》、《说岳全传》、《西游记》等完全以佛教为题材的或是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的小说；其他笔记形式，《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流传于阿拉伯国家的《天方夜谭》，主要记载波斯的故事，而波斯古时也是佛教之国家，其故事亦有与佛教传说相关。在我国民间，以佛教为题材的传说和故事更是比比皆是。近代世界大文豪俄国之托尔斯泰，其作品能够充满美丽性、普遍性、而成为写实之鼻祖，传播于全世界，皆是因为他能够模仿佛教述实之体裁──参看胡寄尘的《托尔斯泰与佛经》。佛教不但对于我国文学上有极大的帮助，对于世界文学上亦有其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哲学的影响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佛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精神生活以新的启发。

汉、晋、南北、隋、唐有“有、空、玄”之思想：中国哲学思想，在周朝已达一定规模，至战国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当时是我国学术史最为发达的一个历史阶段。然汉后知有孔子、老子二家的学说论著了；汉武帝时排斥百家定儒家为最尊；至魏、晋、六朝以后道家复兴，盛倡其玄学，而佛教也于此时传入。因二者均带有宗教色彩，且皆在社会中活动，故佛教初入中国时即发生教义冲突而排斥，由排斥而接近，到魏、晋时讲佛学者多取义于老、庄学说了。而讲老、庄者又多取义于佛家经典，二家又发生生密切关系。在社会阶级中儒家本是掌管政治、教育等大权，与佛教不发生关系，但发展到t来，学佛的梁武帝等高权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与儒家也发生冲突，二家再由相攻击而达于谅解。所以唐时明通博达之士，皆知儒家为有门，所以提倡伦理，握政权，主教育：佛家为空门，所以使人止恶向善，净意修德，以辅于社会治安；又以道德经中之“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与“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义，而定道家为玄门。以为儒家虽是有为而作，但不得离佛教的空性；以佛家的有、空、非空非有，而成三家调和思想的理论根据。

宋、元、明、清“治世心身”之思想：宋、明朝以后的学者，都以儒教为治世之学，佛教为治心之学，道教为治身之学，以定三教相安之分位。其他宗派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当时知有禅宗作为佛教的代表，其他各宗已名存实亡了。

佛教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佛教为政治服务的方式，是适应时代有利于稳定政治统治。自汉代董仲舒后，儒家成封建王权思想依凭，但佛教不断对其地位冲击，从而发展势力。历史上佛教发展消长，从不单取决于自身，也从不囿于西方宗教与政治的那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往往主要取决于对现政权的服务效用如何。只在当时存在方式和发展势头，与政治需要不能同步。又如武则天朝，佛教政治襄助之功，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华严宗等重要宗派，尽得繁荣契机，这也就是佛教在政治中的重要性。

佛教自汉初传入中土，历代对国家政治深具影响的僧众非常多。迄佛图澄时，影响不大，故王度、王波能发其言。佛图澄学问渊博，世事洞明，对南北分裂、群雄割据的政治形势及后赵政权内部情况有透彻了解，又在社会军政各界有众多弟子信徒，信息渠道畅通，他身份极高，石虎下诏，让他“衣以绣锦，乘以雕辇”，命朝会之日，佛图澄升殿，太子诸公，扶辇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座皆起，以彰其尊，并命司空李农，旦夕问候，太子诸公，五日一觐，以表敬重。这样的身份地位极有利他对形势及时作出反应，一旦有变，又有正确判断和预言。唐朝玄奘大师，在主持译经大业的同时，还要随驾太宗左右接受谘询国事。玄奘大师圆寂的时候，唐高宗罢朝三日，悲恸地对大臣们说：“朕失去了一件国宝”。玄奘大师受到朝野仰崇之深可见一斑。唐朝玄琬法师受朝廷礼请为太子太傅，以行慈、减杀、顺气、奉斋四事教导东宫太子未来掌政爱民之方。皇帝是政治上的国王，影响于一时；出家人是真理上的法王，影响于万世。

具体而言，佛图澄使佛教适应时代，为政治服务的途径，使佛教与当时统治者特有的民族心理与文化素质巧妙结合。有效地抑制了嗜杀成癖的统治者的滥杀行为，保护了各阶层许多人的生命，客观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在思想方面，为因受儒家正统习惯势力影响的统治者进行了维护，论证了政权的合理性，客观上也有利政治稳定和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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