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勇法师

大勇法师（公元１８９３～１９２９年）

中国密教始自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元四年，中天竺沙门善无畏，携赍梵箧，经西域抵长安弘化，唐玄宗礼为国师，在大内设置道场，尊善无畏为灌顶大阿　梨。四年之后，南天竺沙门金刚智，携弟子不空抵长安，同弘密教。善无畏译出《大日经》，金刚智译出《药师如来观行仪轨法》，不空译出《金刚顶经》，开创了中国佛教的大乘密宗。

在唐玄宗、肃宗、代宗诸朝，由于皇室的崇信，密宗颇为盛行。百馀年后，唐武宗会昌法难，佛教遭到浩劫，密宗亦趋衰微。后来历经唐末五代十国之乱，寺院荒废，经疏销毁，行仪轨法，流为市井歌呗。后来，宋代设置译经院，虽有法贤、施护、法天等，继译密教经典，而密宗终未能复兴。到了明太祖洪武年间，朝廷为镇压弥勒、明尊等民间秘密宗教，连带着也禁止密教，以后密宗就完全失传了。

西藏密教是由天竺直接传入的。公元七世纪初，天竺莲花生上师入藏，创立喇嘛教。元、清两代，政府以怀柔藩部政策，对喇嘛教十分尊崇与保护，但藏传密教与中土民间素少接触。直到民国初年，中土僧侣入藏学法，西藏密教始与中土佛教交流。

唐代会昌初年，日本留学中土的圆仁等僧侣，将密教传入日本。后来经弘法大师的组织与弘扬，创立真言宗，在日本流传下来。近世日本密教的中心高野山，据说最盛时有九百九十所寺院。

中土人士，最早到日本学密的，是杨仁山的大弟子佳伯华。伯华于清光绪三十年东渡日本，学习密宗，后来留日未返，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在东京病逝，所以对中土佛教无何影响。民国初年，最早到日本学密，返国后在社会上弘传的，是太虚大师的弟子释大勇、月霞法师的学生释持松二人。

释大勇，俗家姓李，名锦章，四川巴县人，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早在毕业于四川法政学校。民国初年，曾在四川的军政界任职。他于公馀之暇，博览群书，但都不遂其志，及至读到内典，兴趣大增。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锦章和他的朋友黄葆苍、董慕舒、孙道修等，在重庆听佛源法师讲经，深生信心，先后皈依了佛源法师。

锦章求道心切，因读了太虚大师的《论衡》、《摄论》讲稿，及觉社丛刊，对太虚大师十分倾仰，于是和黄葆苍、董慕舒二人商议，要依太虚大师出家。《太虚大师自传》第十一节，记述三人出家的经过∶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三月底，黄葆苍偕四川的董慕舒、李锦章三人，忽然来要求我为他剃度。因去秋黄葆苍至重庆，值佛源法师在重庆讲佛学，董慕舒、李锦章、孙道修等先后皈依，葆苍亦从听讲，遂成法友。后慕舒、锦章阅我的论衡、摄论及觉社丛刊，倾仰日深，与葆苍商议非出家数年，不足以荷担佛法救世的大责任。葆苍又得王耕心──或魏默深──所著《念佛专修法》，及《叙扬州某师持大悲咒得开智慧》一书，决意出家依法专修，出家又非求我为剃度师不可．．．各人自作出家发愿文，意极恳切，为我万万所不能拒绝。乃只从其所求，携至鄞西天王寺，由玉皇陪同礼忏数日，先授菩萨戒，举行剃度，令与玉皇偕住在天王寺，潜修度夏。夏间，独大勇住上海代主持觉社三、四月，以俟秋间赴金山受戒。葆苍年最长，慕舒次之，锦章又次之，从临济宗派，依次名以传心、传佛、传众，字以大慈、大觉、大勇。

出家后的李锦章，法名传众，字大勇，后以字行。

大勇于民国九年（一九二○年），在镇江金山寺受具足戒，旋至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道场，以求勇猛智慧。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秋季，太虚大师在北京广济寺宣讲《法华经》，大勇闻知，自五台山到北京，随众听讲。十一月中，大师离京返杭州，大勇留在北京。

这时国内念佛法门盛行，如汉口、长沙、宁波、安庆等地，各有佛教会的组织，倡导念佛法门。大勇对念佛法门不契机，他闻知日本高野山密宗兴盛，因而发愿学习密乘。这时适有日本僧侣觉随阿　梨到了北京，弘传密法。觉随曾邀请太虚大师到日本学密宗，大师无去意，辞谢之。大勇发心欲往一试，遂与觉随东渡日本。到东京时，遇到陈元白居士之子陈济博，济博在东京留学，对密宗亦有兴趣，因与大勇同觉随到高野山。途中，觉随忽然变了态度，对大勇和济博施以种种欺凌手段，到了高野山，也不能安住，于是济博仍返回东京读书，只有大勇一人留下来。

大勇访得金山穆昭阿　梨，请求学法。金山穆昭亦认为大勇堪从受教，但须筹备得二年的学费。大勇乃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春返回杭州，筹措费用，并约同华严大学毕业、嗣法月霞的常熟兴福寺住持持松同往。二人于是年冬季赴日，入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教。年馀之后，又从金山穆昭阿　梨学习金刚、胎藏二部曼荼罗大法，受传法大灌顶，得大阿　梨学位。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月，大勇自日本归国，他本来想闭关专修几年，不意一到上海，就为上海、杭州的江味农、吴璧华等居士所劝请，先在上海开坛传法，继到杭州设坛灌顶，随他习印咒大法者多至百人。政界官员、社会名流多向他皈依。这时，武汉的佛教人士亦促请他到武汉传法，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元月大勇到了武汉。

大勇抵达武汉，佛教界人士开会欢迎，继之在武昌佛学院内开坛传法，前后月馀时间，先后授一印一明灌顶坛十次，入坛学法者两百三十七人，包括武汉三镇名流居士李隐尘、赵南山、孙自平、杜汉三、杨选承、黄子理等，和武昌佛学院的学僧多人。继大勇之后，持松也回到了武汉，他是湖北人，较大勇更得信众欢迎，回去后即出任武昌洪山宝通寺住持，在寺中讲经、传戒、灌顶。一时之间，学密的风气风靡了武汉三镇，甚至于原来支持太虚大师创办佛学院的人，也转而支持大勇和持松的密教，使太虚大师改革佛教的根本道场──武昌佛学院，也因而受到极大的影响。

大勇离开武汉，到了北京，同样受到佛教居士的欢迎，在北京开坛传法，受法的弟子也很多。传法过后，他原想到庐山闭关潜修求证，这时他闻知住在雍和宫的白普仁喇嘛精于藏密，乃前往请教，遂又生起入藏求法的心愿。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九月，他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学院」，作入藏学法的准备。这所学院得到武汉地区汤铸新、胡子笏、但怒刚、刘亚休等名流居士的经济支持。这些人原来都是支持武昌佛学院的，现在转而支持大勇的密教。藏文学院创立，除了在北方招收的学生外，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会中，法尊、观空、严定、法舫，职员大刚、超一等，都到了北京入学。学院于十月十一日开学，大勇曾请出身西藏哲蚌寺的多杰觉拔尊者到院为导师，尊者留院两月，为学僧开示西藏佛教住持传承规模、学法习定、修持浅深，成就过程等。

藏文学院经过半年多的讲习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五月，大勇把学院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准备入藏。这时有一段有趣的传说流传下来，据说白普仁喇嘛为大勇请护法神保护他入藏，但西藏的护法神没有请到，却把广济寺护法的狐仙请来了，附在学僧天然和超一身上，他二人当下即有能知他心及发人隐私的能力。狐仙力阻大勇赴藏，劝大勇留在北京，狐仙愿意为其护法，如大勇不听，狐仙称将力作阻扰。后来经多杰尊者诵经持咒，才将狐仙驱走。

留藏学法团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由北京出发，一行二十馀人，由大勇任团长，其它的执事人员是∶

总务股∶主任大刚，股员严定、观空，和一位管帐的杜居士。

事务股∶主任超一，下分∶

伙食采购组∶股员天然、密严，和一位管帐的孙居士。

行李组∶股员圆住、会中、密　，和管登记的霍居士。

医药组∶股员恒照、圆住。

法务股∶主任朗禅，下分∶

悦众组∶股员法尊、粟（廿+　）、智三。

侍者组∶股员法芳、恒演。

香灯组∶股员恒明。

此外，尚有团员法舫、密悟、密慧、密字、广润、观严等，及一位不是藏文学院学僧，而随团同行入藏的能海法师。

学法团以汉口、宜昌、重庆、峨眉、成都、打箭炉为途中大站，按站进行。是年冬，经由四川进入西康。这时西藏方面怀疑学法团有政治目的，多方阻挠，不允入藏。学法团乃在西康打箭炉（后改为康定县）停留下来，依大格西洁尊者修学藏文经典。大勇在此段时间内，并将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译为汉文。他于修学之暇，复为当地汉民演说中土佛教，使渐知敬信。如此经过年馀，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季，大勇再率一部分团员前进，拟赴拉萨。另一部分仍在打箭炉，大勇行至藏边甘孜，复为守军所阻，不得已在甘孜停留下来。

甘孜有一位札迦大喇嘛，道隆德劭，为全藏人所崇仰。大勇领着学法团，依止札迦大喇嘛，穷研密宗，精进不懈，大勇并得札迦传以阿　梨法位。

另一方面，大勇率学法团入藏，初期经费全由华北的护法居士支持。民国十五、六年（一九二六、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政局丕变，学法团的经费来源就中断了。在甘孜期间，以经费困难，团员间生活极为艰苦。且康藏苦寒，团员中有以气候不能适应，或水土不服而罹病及丧命者，已占十之二、三。到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间，健存者已不及二十人。大勇亦以生活艰苦、积劳致疾，于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在甘孜札迦寺示寂，世寿仅三十七岁，僧腊十年。

学法团团员之中，法舫随团到甘孜，见入藏机缘未熟，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返回武昌佛学院；随行的能海法师，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即离开甘孜，独身入藏，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到拉萨，礼康萨仁波切为师，留藏七年，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回内地弘化。法尊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进入西藏，学法于拉萨哲蚌寺，三年后取道印度回国，主持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十馀年间，培育大批的汉藏佛教僧才。

至于其它的团员，密悟、恒演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入藏深造，大刚留在西康未返。其馀未入藏的，在西康学习多年之后，也先后返回内地，其中严定、观空二人入汉藏教理院任教，严定且任藏文系主任。

在以上的诸人之中，以法尊、能海的成就最大，对沟通汉藏文化都有卓越贡献。

（于凌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