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华山朝圣：大通佛教与九华山圣地的渊源

大通的佛教历史悠久，它与九华山圣地的结缘，已渊源久远了。相传，唐开元七年(719)新罗国(今朝鲜)皇族的近亲金乔觉渡海来华，途经大通，上了九华山。他虔诚苦修，影响渐大，时称“洞僧”。园寂后，后人为了纪念金乔觉，九华山辟为地藏菩萨的道场。日换星移，几经演化，九华山“香火之盛，甲于天下”，成为中国“四大佛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嵋山，山西五台山)之一，并称著于世。
九华山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对大通佛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明代万历年间，两次给九华山化城寺颁发《藏经》，并赠给巨款，兴建寺庙，使九华山的影响越来越大。大通佛教信徒知悉，无不称心乐道。清顺治年间，九华山佛教组织派僧尼来大通协助建成了大士阁，并在正门头上横书“大士阁”三字，两旁则竖写“九华山头天门”六字。现珍藏的《大九华山胜境全图》上标记着。大士阁乃为九华山的“头天门”，朝九华山必先朝“大士阁”。
正唯其如此，那时来朝九华山各地香客，途经大通时的情景，堪称另一历史“壮观”。每年正月和九、十月两度，南京、镇江、扬州、上海一带下江香客，大批大批地来到大通。还有来自更远的东南亚(泰国、新加坡)的佛教信徒。香客成份复杂，有官绅权贵的太太、少奶奶，有银行工厂和商界的资本家，有中产阶级，也有平民百姓。香客大都是自雇帆船，由江上到达，再结队去九华山。有一年，香客的帆船众多，停泊处，下自关帝庙，上达大士阁，桨帆相挤，密密麻麻长达三四华里。香客的组织有“千子会”、“百子会”，每会举一人为会头。香客组织的名称，意谓求取百子千孙，祈祷祝福。“千子会”人数多，二百左右，“百子会”不过三四十人。
香船一经抵达老镇后，因水浅即步行登岸，这时，奇景便出现了：每会中一人领队手挚大旗，上写“朝山进香”四字，另一人鸣锣唱佛号。后边大队的会众们，每人手提一上写会号的灯笼，肩挑黄布香袋一只，虔诚地默默随行。其中烧“苦肉香”者，自作苦刑，叫人目不忍睹，有的将鼻孔穿通，悬挂香炉，有的用铁丝将肩膀穿通悬挂香炉，有的披枷戴锁，俨如“囚犯”，三步一拜地匍匐行进。也有少数阔绰的香客，不乘帆船，乘大轮到达，在大通旅馆小住后，到轿行雇轿抬送朝九华山。一乘轿从大通至九华山往返需四五十块银元力资，另付轿夫伙食。但有钱的人在所不惜。
一八九八年，九华山名僧灵云法师前来大通地区讲经说法，从而既促进了大通佛教的发展，又加强了两地佛教的联系。(灵云法师，于民国初年在沪与寄禅和尚组织了全国佛教会，任会长，并到南京拜会孙中山先生，赴北京会过袁世凯。抗战期间在重庆，曾与蒋介石联系过。解放后，曾被推选为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四七年，慈道清师徒二人，由九华山来大通，创建了观音慈林，属九华佛教会管辖。
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政府对大通区的老年僧尼给予定期补助。如原大士阁的宽渡，观音慈林的释本慈、永平庵的德信，观音堂的毛本西等。今天，他们或欢聚一堂，念经拜佛，或朝圣九华，修善交往，安度晚年。
大通之所以与九华山的结缘其主要因素：一是大通地处交通要冲，它是铜陵的门户，也是海内外香客朝圣九华山的主要通道。大通往九华山有一水一旱两条路可走。水路是青通河，乘船可抵达青阳县童埠，再上九华山，旱路是青铜路，徒步可直达九华山二圣殿。二是地区物产丰富，曾成为九华山佛地教徒生活需求的供应区。如大通地区的生姜，大通茶干等食物，终为佛教信徒和香客所爱食。三是缘起于对新罗国金乔觉渡海来华涉足大通而上九华山善修的纪念，乃谓之大通的大士阁为九华山的“头天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