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自身利益？我们似乎已丧失了领会这个问题的能力。

　　二十世纪初，一位17岁的在校住读的青年给当时已如日中天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写了一封信，述说自己虽然整天和许多同学在一起，但仍然时时感到寂寞。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里尔克很快就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亲爱的先生，你要爱你的寂寞。”这话听起来，就像是一种恳求，似乎寂寞是一件轻柔、贵重的东西，必须小心翼翼、充满珍视地加以保护。我们今天的人能理解这份珍视吗？

　　可能不会有人认为里尔克是在宣扬一种脱离人群的孤立主义，人是群体性的存在者，他需要与他人交流，在他人的目光中学会思考并成长。但不管我们怎样需要他人，我们都只能自己成长，自己体验成长的快乐和艰辛。我们内心世界的丰满充溢和抵抗苦难的力量都需要我们精神的真正自由，它要求我们与他人、它物拉开一定距离，需要独处，当寂寞袭上心头，我们的心灵才会开口说话。可是现代人畏惧独处，热衷喧闹，已不能体会孤独寂寞可能带给人的那份特殊礼物。

　　西方自启蒙以来最时髦的口号是“张扬个性”，现在它已是全球人们都崇尚的理念。照说，真正践行“张扬个性”会让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人，但我们却发现，人们越是在努力显露出自己的个性，他们就越是显得与他人有着共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天人们的趣味与判断如此的整齐划一。只要看看今天的青年、看看今天的官员、学者在追求什么，就能明白，这种一致性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人们都关心自己的“自身利益”，都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它们是“张扬个性”的题中之议，无可厚非。但是当人们一致地仅仅把自己的“自身利益”与金钱、权力、荣誉挂钩，以为那些东西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就不免陷入一个怪圈：表面上看，他们过分地关心他们的自身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充分地关心他们真正的自身利益”，“对他们来说，每一件事都是重要的，就是他的生命和生活的艺术不重要。他可以为一切，就是不为自己”。这就是弗洛姆所说的“人对自己的不关心”。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自身利益？我们似乎已丧失了领会这个问题的能力，因为这是一个心灵问题，它只有在你独处之中才会向你敞开。

　　其实，孤独与自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害怕孤独就会失去自由。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中说：“谁不会使孤独充满人群，谁就不会在繁忙的人群中独立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寂寞”对人并不总是坏事，如果能深入其中，更多一些耐心，更多一些倾听，你的生活可能就会起某种变化，你会突然发现“寂寞”和你精神上的契合，或许只有在“寂寞”中人才不会丢失自己，才能获得成熟所必须的时间和养份。里尔克曾谈到，儿童看见成人们来来往往，匆匆忙忙，好像总在做一些了不得的大事情，可是他们到底做的是什么，儿童并不懂。“如果一天我们洞察到他们的事务是贫乏的，他们的职业是枯僵的，跟生命没有关联，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世界的深处，从自己寂寞的广处，和儿童一样把它们当作一种生疏的事去观看呢”？对外界俗事的摈弃，是为了内心的生长。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时刻：让平素所信任的、所习惯的都暂时离开我们，别人的喧扰只远远地从旁边走过，这样新事物才能走进心房，保护它，它也就更多地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为了内心的生长，对外界俗事应当有一定程度的摈弃，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很难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中让我们顺从、低头的大多是匿名的、隐蔽的权威。它们往往伪装成一般常识、专家知识、心理健康、正常状态、公众舆论等，谁要是不服从，或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虽然没有杀身之祸，却面临着被排斥于大众社会之外的威胁。“落伍”、“怪诞”、“神经不正常”之类的指责就会包围着你，让你孤独，让你无依无靠，最后以温馨的微笑招唤你，拉你回到千人一面的大众世界。是啊，匿名权威的法则如同市场法则一样，是隐而不露的——也是难以攻破的，谁能去攻击看不见的东西？谁能去反抗看不见的人？

　　正是在这种社会中，人为了让生活舒适和轻松正在放弃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特存在，无原则地进入整体、进入人群，让自己淹没在事件的整体之中，消亡在普遍性之中。人们往往以喧闹的娱乐抑制某种内心的不安，害怕静谧会使其“遭遇”认识自我的危险。没有一个人敢于或者愿意像梵高、克尔凯郭尔，像梁漱溟、顾准那样实践“成功地做了他自己”。我国学者陈寅恪的诗句：“不采苹花即自由”所表达的人生境界在今天是多么难得。今天的学人见了面总喊“忙”，忙什么？忙的大都是外界的俗事，在我看来，喊忙的声音越响，自由的人越少，心灵的运思越贫乏。

　　更令人不安的是，当生命的原则变成了一致性，良心就不能发展。良心天生就是不随大流的，当大家都说“是”的时候，他必须能说“不”！为了说出这个“不”字，它必须有一种正确的否定判断。一个人到了只是顺从的程度，他就不能倾听自己良心的呼声，更不要说按良心行事了。当人人都没了良心，人则不复为人了。

　　“你要爱你的寂寞”，里尔克的恳求仿佛是天外之声，给人一种隔世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