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州历史沿革：

　　青州之名，始见《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为古“九州”之一。上古为东夷之地。至夏商间，先后为爽鸠氏、季则氏、逄伯陵氏所据。周初封吕尚为齐侯，地始归于齐。历春秋战国之世，均为齐属。 秦统一天下，置齐郡。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设青州刺史部，驻广县，称青州城。东汉至三国间，青州城为东方之重镇。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曹嶷弃广县，筑广固，为青州刺史治。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慕容德陷广固，定为南燕国都。义熙六年（410年）刘裕灭南燕，夷广固，筑东阳城，置北青州刺史治于此。 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469年）拔东阳城，仍为青州刺史治。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增筑东阳城南郭，即南阳城。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7年）迁益都县治于东阳城，移青州府治于南阳城。 隋为青州总管府治，后改为北海郡治。唐初复为青州总管府治，后又改为北海郡治。宋为京东东路路治。金为山东东路益都总管府治。元为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治。明清时期，为青州府治。民国时期，撤消青州府，益都县直属山东省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仍称益都县。1986年改称青州市。

　　青州，地处北方中原地区，受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南方汉文化的影响，作为一历史文化古城，存留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底蕴，表现在艺术上，呈现的是一种融合的艺术。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历史文物古迹，给我们以考证，追究那段历史，那时的生活景象、风俗习惯。而进一步呈现，光大这一历史名城的盛誉当推1996年发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龙兴寺古佛教寺庙遗址及其大量的佛教雕塑。在当时的历史、艺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誉为199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佛像造像的庄重、典雅，技法、手法的娴熟，贴金彩绘的亮丽，形象的表现出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及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的变化，外来佛教艺术与民族传统艺术的相互融合，日趋“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玄学、儒学思想、佛教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渗透。影响到当时包括工艺美术、建筑等许多造物活动，有形无形的显示这种影响、交融。佛教所宣扬的这种“三世因果”“因果报应”，使人们对世事苦难的顺从，以求来世的富贵荣华， 符合当时的那种战乱苦难的社会环境，即佛教艺术表现为来世艺术。同样，强调来世 ，对世事的消极冷漠，更适应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明劝诫，着升沉”、“成教化”，这对我们研究青州地区魏晋南北朝时的造物活动受佛教的影响程度及研究当时青州地区佛教即佛教艺术对人文环境的影响，提供了足够的实物见证，形象的表现出当时佛教及其佛教艺术对社会的作用。

　　【二、】龙兴寺佛教造像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这样传统精粹的佛教造像是如何产生、发展、毁灭的，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值得我们研究。将龙兴寺的佛教造像艺术融入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可以更加深刻的感知其艺术的精髓。自西汉末年，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国，当时的儒家思想正处于正统的地位，社会活动以儒家思想为行动的准则。佛教对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较小，佛教的想象主要集中与西域地区。表现在佛教艺术上，印度风格的影响仍然十分明显，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战争的纷乱、频繁、朝代更替的频繁，都促进了佛教思想的传播。同时佛教艺术也得到发展，造就了许多形态各异的佛教艺术形象，使佛教艺术日益中国化、本土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困臼与苦难纷乱的战争中，生活的无助与困苦，并在物质资料得不到满足的状态下，人们急需一种精神的寄托，而这时佛教所宣扬的现实充满苦难，扩而大之，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苦海，人们困在“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认为一切皆苦，只有通过佛教的教化，才能得到解脱，进入“涅磐”以求得来世的荣华富贵，进而使佛教在人们的心中得到很快的发展。青州地区地处北方中原地区，北方长期的战乱，影响着此地，由此可以看出，如此精湛的艺术造像得以完美的呈现存在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文化发达，民族融合较强，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制造，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一是长期的战乱统治阶级为了统治人民而不发生战乱，出资金建造。这是两种可能，具体怎样的历史环境现在不得而知，但长期的战乱、苦难的生活所造成的民众心理空虚更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更能说明问题。人们得不到足够的物质生活、生产资料，特别是多数贫困的农民，在那种社会环境下，佛教造像对于他们而言纯粹的只是追求一种精神的自慰，一种精神的寄托、崇拜。而龙兴寺造像之所以如此的精湛完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我们想象到青州地区当时人口众多，徭役赋税很重，战争的摧残，只有这样官府才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意愿去创造。由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得知客观农民的精神寄托和主观统治阶级的需要，造就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对于龙兴寺佛像毁灭的原因的分析，现在普遍存在三种认识：一是宗教仪式论。从这一点上出发可以看到当时佛教教徒对于佛像的处理方法，将损坏的佛像通过一种仪式埋入地下，但佛像出土时，许多完好的彩绘的存在似乎使这个认识变的并不明确；二是战乱的原因。这点上我们可以比较好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战乱的威胁，使许多佛像毁灭；三是历史上的灭佛运动。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战乱的原因以及统治阶级的支持，促使佛教的发展、扩大，同时伴随佛教的发展，寺庙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寺庙占有大量的农田，这样就使影响到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样便刺激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压制，这也成为一种相对合适的认识，但从其佛教埋葬的不同年代的佛像来看又显得不是特别的具有说服力。

　　【三、】龙兴寺佛教艺术创作的历史时期即各时期的特色：

　　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龙兴寺佛像艺术做到了对人民心里的自慰，人们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没有足够的知识能力去欣赏品味创作的精湛，而现在却以一种纯粹的艺术品去感动观众，而究竟是什么样的艺术魅力吸引人们的目光，这主要体现于那种艺术造型上，神情的那种宽容、慈祥，总体形象的古朴典雅，那种使人静谧的微笑、那种贴金彩绘的历史斑驳，都使人感觉到那历史的流逝，那种震撼力，佛教组合背景中那飞天的灵动飘逸，生动柔美，给人有一种新的艺术感受，那种闪动、肃穆堪称佛教艺术中的精品，不同的时代背景给予青州龙兴寺佛像艺术风格上存在不同的影响，那种时代的显现，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遗址自开始发现最早的是于北魏永安二年制作完成，最晚的北宋天圣四年制作完成，前后跨越500多年。表现在佛教造型艺术上，给人以不同的艺术风格的体现并存在着其内在艺术风格的继承，根据艺术表现风格的不同，龙兴寺佛像大体分为三个主要创作时期：北魏、东魏、北齐，历时三个朝代。

　　北魏作为一支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必然存在其民族性、文化生活背景，在艺术表现上必然存在其民族性格的烙印。迁入中原接受汉化，积极学习，融入先进的汉文化中，在龙兴寺遗址中发掘的最早的北魏永安二年韩小华早米勒像，艺术风格上同样可以感受到佛教雕塑产生时的那种键陀螺式的艺术造型，在其服饰的刻画风格上仍能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那种粗犷、豪放的民族风情，给人以一种视觉的冲击，一种感动，展现了一种民族个性融合。

　　北魏到后期由于内部的纷乱，分裂为东魏、西魏，两国长期战争，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发展，并且长时间同中原人们的共同生产、生活，使民族融合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促进了东魏政权社会日趋汉化，反映在艺术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佛像造型在继承北魏的基础上那个逐渐由形式化、抽象化向世俗化、人性化发展，特别是对佛头的刻画（上页右图）。在总体造型组合上，多以一主佛二菩萨像组成，后背景是一两飞天形象并施以彩绘。在佛像雕刻服饰上也日趋世俗化，在风格表现上主佛与菩萨的造型比例匀称，体态优美，神情生动，服饰华丽，菩萨女性化增强，由此可以猜到当时经济的发展，民族交往的密切。以东魏贴金彩绘绘佛菩萨三尊像而言，“褒义博带”式袈裟与略显丰满的面相和体态并存，让人感到在对南方汉文化更加自觉地追求的同时还蕴涵着鲜卑审美风尚的余韵。

　　后来由于战乱，东魏、西魏被北齐、北周所替代，在那个时期，龙兴寺佛教造像以北齐佛教造像最具代表性。在艺术风格的表现上显现了中国佛教变化演变的最终确立，风格表现上，头部造型那个有最早犍陀螺式的造像特点逐渐变化为肉髻微凸，面向圆润，略显长形。造型上，已没有早先佛教雕刻的那种高肉髻，眼睛曲张较大，脸面方形的造型特点，肩宽胸硕而腹细，整个造像上下成圆筒状，全身服饰雕刻如“曹衣出水”，轻薄贴体，充分将身体的线条勾勒得清清楚楚，神态温和，给人以敦实沉稳的力量感和质朴亲近的世俗感，完全的中国化、世俗化了。在众多佛像中，有单体造像、菩萨造像；有背屏式造像碑，思索菩萨像。这些石刻（如右图）雕像精美，表情丰富，在彩绘的装点下，呈现出雍容华贵、典雅慈祥的神态，可谓美轮美奂，栩栩如生。这些佛教造像部分刻有纪年，最早的纪年年代为“北魏永安2年，即公元529年。

　　成像最晚的年代为北宋末年。造像绝大多数是青州本地所产的石灰岩质的青石像（如左下图）。被纯化了的精神及艺术思想，通过一尊尊造像展现在世人面前，一铺三身的背屏式造像，造型比例适度，人物组合妥切，大气恢宏，富于层次。单体造像中，那些丰满俊秀、雍容典雅的菩萨，面部流露出隐约愉悦的微笑，有人说这是充满了慈善之美，有人说这是散发的亲切、人性的笑，有人说这是神秘莫测的深幽感。我则认为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传统审美观的阐发。崇美、向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价值取向，人们的意愿、追求和宗教热情，不同阶层的文化心理和艺术家的独特风格，共同塑造了存在于他们之中的偶像，使之深达观者的官能和心灵。比起菩萨，一尊尊佛陀在单调得近乎刻板的制作程序中显现出来，静静站立，右手曲臂上举呈“施无畏印”，左手下垂作“与愿印”。除了端庄稳重，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静下心来，在柔和的灯光下，在远离展品一米开外欣赏时，突然生发出一种如临其境遥遥不尽之感。北朝时期这些闪耀着神秘的灵光，注入了神圣法力而被顶礼膜拜的佛，表情为什么如此丰富和亲切？有的怡适清雅，有的平淡天真，有的圆润丰满。这些激扬着活力，呈现出恢宏博大气度的石雕，你能说他们没有生命吗？此时此刻，我略为感觉到李可染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的真谛了。

　　无论是着外衣对领，内衣系带的“褒衣博带”的佛，还是着薄而贴身，褶纹稠叠的“曹衣出水”的佛，尽管前者被认为是受南朝士人流行款式的影响，后者是天竺佛教的形象，但他们都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佛，是用中国人的思维和审美观念塑造的佛。把握住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的精华，创造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风格，这就是魅力所在。有学者说青州北齐佛像走上了以体造型的新路，改变了此前重在以线造型的风格。我则认为是心灵、是意境改造着形体，设计文化的依附性在这里凸现出来，它离不开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

　　以上就是龙兴寺佛教造型创作的三个主要时期，佛教艺术风格的演变，为研究北朝晚期的佛教提供了断代的标本。

　　【四、】龙兴寺佛像造型的研究价值和艺术魅力：

　　青州龙兴寺佛像造型除精湛的艺术造型外，研究它，还存在其普遍性的目的意义，对我国现代雕塑发展方向的影响、启发，佛教思想对其他造物活动的影响。就拿现代中国雕塑而言，更追求与西方写实主义、抽象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意”意境之美，内蕴之美，不张扬，不外露，“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中国雕塑应深究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将传统的那种内蕴表现出来，寻求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中国的个性。研究佛像雕塑，背景与主体形象的搭配和谐，对主体佛像头部的细致刻画，而不是将雕塑置于一种个体独立的背景中，梦幻的表现它。在这里所要说明的事，对传统的继承、发展，对西方艺术表现方法的内化，形成个性化的中国雕塑。就传统佛教对其他造物活动的影响，但就龙兴寺佛像而言，最形象的就是服饰的变化，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社会人文环境，具有可借鉴性。而相对于其他造物活动的影响，特别是与佛教相关的工艺品的创作的影响，有待人们的进一步考证和更多的实物的发掘。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型，给人们的是一种震撼，感叹其艺术的精湛，神韵的传神。这样精粹的艺术形象，在青州发掘可以感受到当时青州地区的社会历史地位，为研究青州艺术交融提供了实物见证，艺术造型的风格演变，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多民族性的艺术文化内容。创作技巧守法的娴熟，感知古代那种创造力，深究与中华文明中的独特艺术语言个性。青州龙兴寺这一佛教奇葩给于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感知，感知那种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