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灵山乃贵阳旅游名胜之首，位于筑域西北隅，总面积300余公顷,由杖钵峰、宝塔峰、钵盂峰、三台峰、狮于岩、象王岭、大罗岭、檀山等峰峦组成。大罗岭为全山最高峰，海拔1500多米。黔灵山原名大罗岭,旧名唐山。在明代以前，“因其生于边鄙，埋没于荒烟寒雨中”，还只是荆蛮之地，尚未开发。自明洪武至永乐年间（1375--1414）镇远侯顾成游登并发现圣泉之后，山中景点始见于史籍，其秀丽奇诡的自然风光才渐为世人所知，陆续有人迈出了探寻的脚步。其中以明石阡知府祁颐、贵州市政使范理、贵州主事钟震、贵阳举人越英、文学家杨慎、镇守贵州太监杨金、贵州提学副使万士和、旅行家徐霞客等为着名。但直到清初仍然是“荒烟野树，人迹罕至，固虎豹之宅，而狐狸之居也。”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佛教临济正宗第三十三代传人赤松和尚于山中创建弘福寺，名其山为黔灵山后，这座处于黔中万山丛中的独秀灵山才令人瞩目,前未游历山水、销影遁迹、弘法传道的先贤往哲、骚人墨客、高僧名释、达官贵人不绝于途，很快便使黔灵山成为热闹非凡、运近弛名的旅游胜地和佛教名山。此后，黔灵山旅游胜地之名益发响亮，数百年不衰。不仅冠于黔南，且足与滇之西山，蜀之青城相泊仲。黔灵山的开发，旅游业的兴旺，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黔灵山的佛教。因此，探寻和揭示古代黔灵山佛教与旅游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益于正确认识佛教在黔灵山的开发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影响。

　　一、佛教徒与黔灵山旅游业

　　佛教在唐代从黔北传入黔中，至元末，佛教影响已遍及全黔。黔灵山到明代已开始受到佛教影响。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圣泉，在治城西五里，自山麓涌出，消长不一。本朝镇远锭顾成石为池，覆以亭，……亭侧有观音堂，郡人岁时的观焉。”圣泉亭侧之观音堂可能亦是顾成所建。黔灵山的麒麟洞，旧名唐山洞，明弘治年间贵阳举人越英《唐山洞》诗有“野寺月明禅榻寂，崖阴春至薛萝悬”之句，可知当时洞前有禅寺。大旅行家徐霞客《黔游日记》载：“崇祯十一年戊寅岁（1638）四月十一日至贵州，十二日止贵阳，游古佛洞。”系指今黔灵山九曲径上之“古佛洞”（又名“苦佛洞”），乃当时苦行怫者栖身之所。至清康熙年间，赤松在黔灵山创建弘福寺后，黔灵山遂成为贵州佛学研究和佛教活动的中心。赤松在“黔灵开法行化三十余年，道振黔地，湖海衲子，闻风翁集，座下得法者数十余人。”既有诸如干御、瞿脉、大拙、若虚、云石、惶拙、行周，灵鹤、大彻这样的高足弟于，也有如嵩岩、月航等禅门帅兄弟，还有一些恃才傲物的文人雅士。如何素儒、朱铃等，弃世荣华，投身门下，执弟于礼。如此众多的憎徒居山，改变了黔灵山人烟稀少的状况。之后，尽管黔灵山饱尝动荡，历尽沧桑，但佛教一直是黔灵山的主要活动者，直到清末亦是如此，就是到了民国中期，黔灵山仍然是落发僧徒的世界。数百年来逐渐形成的这种状况，决定了佛教徒成为黔灵山开发者的地位，也决定了他们成为黔灵山旅游业发展与繁荣的主要力量。

　　1、佛教徒是黔灵山的旅游者

　　历代黔灵山的憎徒，大都或是见黔灵山风景秀丽，足以息心，便于禅定，或是爱其灵异和幽胜才来黔灵山栖居的。囚此他们来黔灵山后，在授徒弘法之余，常常与文人雅士、隐士这民悠游山水，抚弄泉石。赤松来黔灵山后，一有时间就携徒带友游历黔灵山各处风景，仅擅山涧一处，就多次涉足游观，并有咏《檀山清涧》诗：“夕阳西下万松低，但有飞鸦向客啼。那是檀山幽涧水，和烟和月到前溪。”瞿脉和尚闲暇之时，亦经常遍踏黔灵山，并留有《黔灵山题壁》等待。他们居山不甘寂寞，穷黔灵山之胜的悠游活动，使他们理所当然地被列入了旅游者的行列。

　　黔灵山的僧徒中。还有一部分人在来黔灵山前就是喜好游历山水的旅行家，如道光至同治年问的弗云和尚，贵州习安（今安顺）人，曾游贞丰天台山，行兴义、安南之高峰古观，最后到达黔灵山。此外，咸丰年间的方顺和尚、光绪年间的柏青和尚等都素喜云游诸胜，来黔灵山前都曾遍游名山大川。他们来黔灵山游历，很快便被黔灵山奇特的自然风光所吸引，以至流连忘返，遂萌发留居山中继续漫游之愿。以至弗云和柏青成为黔灵山佛教临济禅宗的第七代和第九代传人。他们从来到黔灵山到居山，始终都以游览山中名景胜区为乐事，堪为黔灵山游客中的佼佼者。

　　正因为来黔灵山的佛教徒大都喜爱游历黔灵山风光，对山中各景熟悉异常，所以无论是路过的，还是专程来游览的文人雅士、达官贵人，都把佛教徒作为理想的伴游者。清代着名儒者周起渭常登黔灵山游览，每次出游，必邀集赤松和尚以及山寺众僧结伴而行，其有《春日游黔灵山示赤松和尚》诗云：“忽听乌吟无籁发，更闻禅语竹风凉。”进士查慎行也常与赤松结伴游山，并留有《同赤松上人登黔灵山最高峰》等待。贵阳举人何素儒在《重登黔灵山访赤松和尚》诗亦描绘了他与赤松和尚结伴同游的情景：“携手青松下，同游白水边，快谈生造化，忘却日西旋。”学者黄谦游黔灵山，亦有“斋心闻妙谛。携手入秋林”的诗句以记当时与瞿脉和尚同游的情景。就在伴游的过程中，僧徒们也获得了一次又一次重游名景胜区的机会，不断欣赏到变幻中的奇异风光和更深刻地体会到自然景观中所蕴含着的丰富哲理。

　　2、佛教徒是黔灵山景点的开辟者

　　黔灵山风景优美，秀甲全黔，名景胜区达几十处，遍布山南山北，山上山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中许多风景名胜却因悬崖险峻，路阻行难，有虎豹狐蛇而终年埋没深山，人迹罕至。陈起蚊在《黔灵山志序》中如此描述：“当其未辟也，无论高人旷士蜡屐之所不经，即樵夫牧竖靓深险削之状，亦未必有扪萝附葛、攀梯曳而一登其上也。”

　　这种虽有众多幽胜而无人观赏游览的状况，一直到佛教徒来黔灵山后才有了较大改观。他们在弘法传教、游历山水的过程中，发现、开辟了大量的自然景点，并把它们改造成为游客驻足观瞻、流连忘返的佳境。比如“翠竹龙潭”为山中绝胜，但长期以来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赤松发现后，方才声名大振，诗人名流纷至沓来。后来清石阡知府刘世恩将它列为“黔灵八景”之一。再如九曲径，系前山登山石道，因有九重弯曲而名，有石级近400，陈龙诗云:“大好黔南第一峰，回栏曲曲路重重。”即猪此盘山古径。此径越崖壁砌石而成，且有绿荫夹道、云雾缭绕、潭泉洞窦自然之奇，复有殿宇亭阁、雕塑石刻人为之美，号称“黔南胜境”，但也只是因为径上端有赤松开建的弘福寺，此径才成为历代名人雅士畅游之地。

　　不仅如此，佛教徒们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弘法环境，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拓寺扩庙，整场饬林，这样大量的寺庙辅助设施，亦即人文景观便应运而生。如月亮池井，坐落弘福寺旁，系赤松开凿，井为正方形，长宽各4米,深3米，长年清泉不断，冬温夏凉，可供数百人饮用。如宝塔群,建于寺旁之昆户峰半月穴中，有塔20余座。黔灵山历代住持高僧圆寂后，其骨即葬于塔中，各世嗣法门人暨合山两序僧众均把立碑铭。塔多为实心砖石结构，既有楼式塔，也有亭式塔，装饰精美。造型奇巧，塔群周围古树幽深，浓荫障天。这些景物的建立，虽是佛教的产物，并非专供游人观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以独特的风貌日益为游人所注目，逐渐成为游览景点。直至现在，它们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继续发挥其旅游价值。

　　黔灵山许多高僧名释在

　　山中游历时的驻足之地、流连之所、乃至歇息之处，后来也都成为游人凭吊和迫踪之点。比如，至今仍为游人寻踪访迹、顶礼膛拜的着名古景--古佛洞。最早实际上是僧人居住苦行修定之所。洞中塑有“苦行佛，外覆一亭，洞下侧有摩岩“第一山”三字，系清嘉庆十五年黄宗源题，洞上岩削如壁，有情康熙年间石阡知府陈奕禧所书“黔南胜境”四字，以及涛咸、同年问贵州安义镇总兵赵德昌所书的“多行善事，广积阴功”八字，和其一笔草书长二丈余的“虎”字。这些崖刻镌于绝壁，笔墨酣畅，喷息欲出。又如在九曲径上第五曲至第六曲之间的“赤松归隐处”，是赤松最初上山的栖身之所，他曾于此作诗云：“青山隐隐白云横，一片闲花野色晴。溪上数椽茅屋隐，绿荫清昼有书声。”自此为游人注目。清同治九年，贵州着名书法家袁思曾登临此，追赤松踪迹，在石壁上书“赤松归隐”四个大字。又如济钵池,乃赤松开山 时饮水洗钵处，池长约2米，宽1米余，形似新月，终年贮水不涸。赤松有《洗钵池》诗云：“万斛泉源一鉴明，闲来洗钵有余情。照心不待澄波月，鸟语松风趣自生。”后刘世恩将“洗钵澄溪”列为此山八景之一。这些与佛教名人相关的景色，不仅丰富了黔灵山旅游的内容，而且也增添了游人的雅兴。

　　引人注目的是，僧徒们为了美化山间的景色以吸引游人，亦为了保护黔灵山的生态环境，在山上山下大力植树造林，广种花木。史载自赤讼开山时，就带领僧徒引水凿池，栽松造林，赤松曾在《答孟阳熊檀越登山韵》中以“开池寻皓月，种树引请风”的诗句发明此事。干隆五年，弘福寺第三代住持参之和尚率寺僧广植竹木杉松数万株。干隆五十二年，第四代住持惺慧在山上调鹤驯鹿，广植名花树木，并向官府呈请严禁人牛践踏山林，为此地方官府特在黔灵山立“护法碑”，以后历代寺僧均不断在山植构造林，广育名花。在数百年培育保养下，全山古木幽深，绿荫蔽天，郁郁苍苍，覆盖面积达十余里。树种以松、杉为主，其次为枫香、青杠，更有珍稀树种如半风荷、香樟、紫揪、紫薇、桂树等，尤以红豆树为罕见，有相思鸟常栖息其间。道光年间安徽人杨怪曾在《使滇纪程》中有云：“黔灵山，层岫迭出，树木丛浓……竹林甚茂，松杉滴翠，桂子流香，黔省灵秀之气，实钟于此。”可见历代佛教僧徒们在黔灵山种植的这片森林，不仅为山观增胜，而且对于山中的气候调节、生态平衡均有稗益。

　　3、佛教徒是黔灵山游客的热情服务者

　　自从赤松和尚开辟黔灵山以来，“览胜者接踵而至，访道者梯山而至”，他们当中有的是赴任路过，顺便观光，有的是慕名而来，专程探访；有的是在贵阳、安顺任上，就近游历；有的是仕途*，来山寻求解脱，还有的则是出于对佛教的顶礼膜拜，而踏上佛教名山的。虽然他们登山的目的不尽相同，驻足时间有长有短，但都受到过黔灵山僧众热情的欢迎和竭诚的服务。

　　从历代登山的游客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封建士大夫阶层，诸如清康熙年间的贵州市政使蒋寅、云贵总督王继文、范承勋、贵州巡抚阎兴邦、于准、太史周起渭、进士查慎行、曹椎诚，雍正年间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干隆年间的贵州布政使陈德荣、云贵总督吴达善、刘藻，嘉庆年间的贵州布政使花杰，道光年间的贵州按察使吴振，同治年间的贵州举人袁思，清末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陈夔龙等等。这些人不但是文采飞扬的名人学者，而已也是身居地方或中央要职的朝廷命官。他们来山游览，既体现了朝廷或官府对黔灵山的重视，亦给黔灵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怫教徒则可以借重他们的名声和地位来扬佛教之名，壮佛摹之威。因此，佛教徒对他们的到来极表欢迎。

　　不仅如此，佛教徒还以黔灵山主人的身份，从衣、食、住、行、游诸方面为游客提供尽可能周全的服务。如贵阳曹惟诚进士登山后，弘福寺第二代住持瞿脉和尚辟房供其小憩，备茶饭供其享用，为此曹椎诚《初秋登黔灵山赠瞿脉上人》诗有云：“黔山精舍好，相对有名僧。”“茶煎涧中水，香霭佛前灯。”黔灵山有许多名景胜区地处偏僻，道路崎岖，并常有毒蛇猛兽出没役。若没有向导引路导游，游客不但容易迷失方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且也难窥山中奇景。为此，大凡来黔灵山的游客都要请熟悉黔灵山山水的僧人作导游。当然，山僧也愿意与名人达土相交往，乐于为他们服务，给他们指点风景，解释奇观。这从赤松《赠游山客》诗中亦可窥见：“旭日照黔灵，四围气象新。山开非鬼斧，路凿有仙名。境僻尘心静，溪声鸟语清。宾朋同席地。，细看落花乎。”由于有山僧们热情接待，游客们才得以从容畅游，尽兴而返。

　　4、佛教徒是黔灵山的热情宣传者

　　黔灵山的佛教徒在居山弘法和游历山水的过程中，为黔灵山优美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并因此而深深爱上了黔灵山。为了充分表达内心对黔灵山山水的钟情与爱慕，他们往往不惜笔墨，放歌山水，记叙游踪，敷陈掌故，抒发精怀，热情赞美和讴歌黔灵山。

　　从有关黔灵山的历代诗文来看，有很大一部分文学作品是出自黔灵山高憎名释之手。在这些作品中，他们或重典丽，或喜恬淡，或在写意，或用工笔，对黔灵山各处风景名胜和山水云石进行了全面介绍和生动描述，其中不乏佳诗妙文。如赤松写的《黔灵山题壁》诗：“翠嶂清溪跨白牛，乐眠水草已忘忧。横吹铁笛无腔调，水月松风一韵收。”又如干御和尚写的《雨霁狮岩观瀑》诗：“雨雾狮峰翠欲流，杖藜观瀑过林丘。试看声势辞岩谷，直到沧淇泛巨舟。”这些作品为黔灵山增添了光彩，成为宣传黔灵山美丽风光的广告。它的流传，有利于黔灵山之名的远播和吸引更多的游人来寻幽览胜。

　　不仅如此，僧徒们还借名人雅土之笔墨扬黔灵山之名。如阎兴邦的《黔灵山记》，蒋寅的《黔灵山弘福寺碑记》，周起渭的《黔灵山志序》都是应赤松之请所写。其他诸如很多名人的诗文、崖刻等，也都是应山僧之请所写、所书。故郡人刘子章在《黔灵山志序》说，自赤松开辟黔灵山后，“凡宦于黔、游于黔及黔之士大夫莫不蜡展往游，兴触景发，往往形为咏歌以纪其胜。数十年之间，造化之巧，经人工点缀而益妍，而游人咏士又能唤醒山林，于是笔峰几案，峭壁丹崖，焕然改观焉。”这些名人雅士的诗文、书刻都对黔灵山风物人情、山川胜迹进行了美妙、生动、形象的记叙和描绘，从而大大提高了黔灵山的知名度，同时为游人提供了游历观山的新内容，极大地推动了黔灵山旅游业的发展。

　　二、弘福寺与黔灵山旅游业

　　清代以前的黔灵山，人迹罕至，鲜有民居，更谈不上象样的房屋建筑。自赤松和尚来山创建弘福寺后，遂使人迹罕至的大罗岭，变成贵州佛教名山，山寺“梵宫缥缈，龙象庄严，层楼杰阁。曲槛长廊，亭院斋舍香厨之属，翠飞鸟革，炫日凌云。”如此壮丽的弘福寺，不仅点缀了黔灵山的山水，美化了黔灵山的景观，而且为游客提供了理想的食住场所和歇息之处，这无疑有助于黔灵山旅游业的发展与繁荣。

　　1、弘福寺是游人游览的风景胜区

　　佛教认为，修行首要割断尘绦；与尘无染，故其建寺多在寂静深山之中，同时还必须有利于广召情徒，故其建寺总在风光宜人之处。因此弘福寺的场址乃赤松根据佛数自身的需要选定的。他于清康熙十一年春游登黔灵山，“见夫万山环翠中落平大地，严若三星拱太极，莲瓣坐观音，允虎拜伏于前，狮象拥护其后，洞天福地似不得专羡于此胜之地矣。”于是便在此三山（杖钵峰、宝塔峰、象王岭）相交的平地中，创建了弘福寺。嘉庆年间广顺知县张澍在《游黔灵山记》中曾对弘福寺周围景色描述云：“木千章，围绕如幄；长卿缘坡而舒翠，简于附枝而凝红；蒲错振羽于草根，媚引啸于林杪；扶老之禽，与梵呗相答；石窦之水，共松涛偕呜……。”可见，寺宇周围优美的自然景色使弘福寺具有迷人的魅力，倍受游人青睐，而成为游人游览观光之所在。

　　当然，弘福寺能够成为游览胜区与其建筑也有很大关系。寺周围墙为花墙漏窗，正中处为古典三门牌楼式寺门，幽雅而雄伟。寺内，禅院栉比，梵宫林立。沿中轴线上，依次有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毗卢殿和藏经楼。各殿阁均为歇山九脊，正中冠以巨大高耸的宝顶，飞檐画栋，冻墙碧瓦，雕花门窗，宏敞巍峨。全寺建筑规模宏大，气象雄伟，布局严谨，“红楼百尺坐中峰，山外云山几万重”，宏丽的人工建筑与优美的自然景观有机结合，浑然一体，相映成趣。

　　应当指出的是，弘福寺内部还蕴藏着极丰富的旅游资源，具有许多可供游人观瞻欣赏佛教艺术的珍品“比如，在寺内殿堂楼阁中置放着各种佛象，有释迦、毗卢、弥勒、天王、观音、韦驮以及罗汉，俱皆金像，制作精美，其中毗卢佛像，高2．2米，是寺内最大佛像。这些姿态各异、栩栩如生、环殿而列的佛像，不仅将游人引入了一个神秘而虚幻的世界，使他们获得内心的适意和满足。而且也将他们置身于高雅的艺术殿堂，使他们充分领悟到艺术的真谛，获得美的享受。再如，寺内的历代碑刻和文人墨迹，满布全寺。而名人题匾，骚客对联，尤耐人寻味，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如康熙二十六年贵州学政赵景福题山门联：“大千世界，不二法门。”咸丰十一年赵德昌书正殿额：“鹫岭云深”，里人刘秋书楹联曰：“自有字宙便有此山，咸毓秀钟灵，何人紊始；既无虚假自无间断，寻窈深缭曲，终古堪商。”客堂有同治年间汪仙谱名联：“窗虚五月六月寒，人在冰壶中酌酒；檐植三竿两竿竹，客从画船里敲诗”等等。碑谒亦多出自宰官名流，有鄂尔泰、吴达善、刘藻、花杰、陈菱龙等登山题咏与阎光邦等游记，以及创山建寺、重修殿阁或道路等碑记。游人抚碑弄石，徜祥其间，既可考察山川胜迹，纵观寺庙兴衰，亦可窥见大家手笔，领略艺术风韵。

　　另外，寺庙的辅助设施--亭、阁、池、鼎、炉和点缀寺庙的自然风物--古松、名花、清泉、山石等，亦都具有观赏价值。比如中殿后院内铸有丈余高之大铁鼎，上有龙凤狮象图案，下以盘龙石座托之，精伦绝妙，独具匠心。此外，甚至连寺中传出的和悦的晨钟暮鼓声，亦能激起游人豪兴。这从一些文人所写的诗文中可得到印证：“钟声夜半惊尘梦，始悟从前念念非”（章节）“天半平铺地，人间远听钟”（余昌宗）；（25）“圆觉可能参妙谛，惊人谁打寺门钟。”“野寺藏幽谷，遥闻钟磬声”（王履升）“平生出处殊王播，喜听（）黎饭后钟”（陈夔龙）。可见，听钟闻鼓，令人胸襟豁然，使人游兴倍增。

　　不难看出，黔灵山弘福寺，从内到外的每一个部分，都无不显示出丰富的旅游价值，充分证明了它与黔灵山其他自然景观一样，不失为游人理想的游览点和风景区。

　　2、弘福寺是接纳游客的旅店

　　弘福寺未出现之前，登山的游客既没有衣食保障，也没有投宿之所，甚至连落脚歇息之处亦很难寻觅。结果，登山游客非常稀疏，并且常常玩不能尽其兴，游不能尽其欢，留下许多缺憾。黔灵山的旅游业也由此显得清冷而萧条。自赤松来山创建弘福寺后，在寺中储藏粮食，备置衣服，辟出客房，以待四方游客，使黔灵山的旅游业有了很大改观，“由是远近游缁，每多往焉”。黔灵山弘福寺清规还规定专司接待游客的知客僧，“接众延宾，……遇高檀庶士，名宿禅流见过者，须下气怡色，询其来历，致其诚款，有问则对，……遇当道往来，必迎送谦和，即跟随者亦宜分派照看，细心款待，务得上下相宜。”这样一来，弘福寺不仅仅只是僧徒修行之所，而且也成为游人歇息投宿之旅店。在弘福寺对游人开放，担负起接纳游客任务的过程中，众多山僧还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力扩建、整饬、修缮寺庙，完善寺庙服务设施，逐渐把它辟成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上乘旅馆。弘福寺自赤松开建以来，便飞楼涌殿，成为一个有殿字楼阁厅堂、斋寮轩室厨库设备齐全的富足大寺。后来历代住持僧如惺慧、广文、大彻、弗云、悟证、智明等都曾大力扩建修缮，使弘福寺更加金碧辉煌、规模宏大。寺庙更有足够的能力满足日渐增多的游人的食住之需。如嘉庆、道光年间来黔灵山弘福寺投文亮和尚（弘福寺第六代住持）“具戒者千余人”，其“嗣法者数千余人。”可见，黔灵山弘福寺既是传法布教的场所，又成为接纳四方游客的旅馆，承担了繁重的旅游接待工作，因而给游人淤览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同时，也赢得了游人的信赖，成为游人理想的投宿点。

　　三、结语

　　综上所述，贵州黔灵山的佛教景观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是古代黔灵山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在旅游功能的发挥方面，黔灵山的佛教又具有独到之处，促进了黔灵山旅游业的发展与繁荣。可以说，倘若没有佛教，古代黔灵山的旅游业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换言之，黔灵山旅游业之所以能兴盛发达，长盛不衰，正是得力于发达的佛教，而这正是古代贵州旅游业的一个显着特点。对于佛教与古代贵州旅游业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当代着名学者陈垣先生在他所着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卷四中有所揭示：“盖探险一事，惟僧有此精神；行脚一事，惟僧有此习惯，兼以滇黔新辟，交通梗阻，人迹罕至，舍僧固无引路之人，舍寺更无栖托之地，其不能不以僧为伴，以寺为住者，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