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简介

云居寺鸟瞰图

寺内导游图

　　云居寺建于隋末唐初，距今已有近1400的历史。寺院座西向东，形制宏伟，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占地面积70000多平方米，享有"北方巨刹"的盛誉。千年古刹云居寺可谓是饱经沧桑， 1942年日军数架飞机轰炸古寺，倾刻间千年古刹变成残垣断壁，只残留下天王殿前弹痕累累的拱形山门和几座古塔。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云居寺经过1985年和1999年两次大规模的修复，今天已经重现了昔日的庄严。现在的云居寺是藏真经、纳珍宝、佛事兴、香火盛，被誉为："中华佛法城，祈福迎祥地"。

皇姑宝塔

北塔

龙藏木经

明代纸经

　　云居寺是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入选北京旅游世界之最，1997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9年正式恢复宗教活动场所。2001年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同年通过了ISO9001（服务质量）、ISO14001（环境质量）两项国际管理双认证。

　　云居寺的一、二、三、四、五。

　　一是一部，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千年刻经史；

　　二是两特，两个不同于其它寺庙的显着特点：特殊的形制、特殊的意义；

　　三是"三绝"，即：石经、纸经、木板经；

　　四是"四宝"，即：唐辽古塔、佛祖舍利、紫铜大佛和云居古钟；

　　五是五院，即：五层院落、六进殿宇，其中坐落着十多个特色展馆。

　　石经山简介

    石经顾名思义就是刻在石板上的经文。

　　那么僧人们为什么要历尽千年刊刻房山石经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法难"，也叫灭佛运动。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2-3世纪的传播已得到很大的发展。它符合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并且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我国唐朝大诗人杜牧曾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勾画出了当时佛教兴盛的局面。但是当佛教的发展一旦影响到统治者的利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和打击。所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也就是历史上称之为"三武一宗"灭佛运动。在南、北朝时期，北魏（466年）和北周（577）就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灭佛时沙门被迫还俗，寺院、佛像被拆除，大部分纸帛经书被化为了灰烬。这些灭佛的事实给佛教徒以很大的打击，同时也提出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怎样才能把佛经保存下来？

　　我国佛教石经，创始于公元六世纪的北齐时代，分布在山西、山东等地。其中以北齐天统四年（568）唐邕在河北省武安县北响堂山摩崖刻经《维摩诘经》、《胜 经》等几部大乘经典最为著称，并留下了《鼓山唐邕刻经铭》，《铭》文称"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刻经于石则可久存。"他认为纸帛经书，易于毁灭，刻经于石则可久存，这对后代大规模刊刻石经有很大影响。

    房山石经的奠基人是北齐时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大师，他从法难中汲取了只有刻经于石，才能保证佛法永传后世的教训。并发愿刊刻石经，他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圆寂了，弟子静琬继承了师傅的遗志。那为何选择在云居寺刻经？静琬带着师傅的遗愿，遍访名山大川，当走到古怀玉乡，也就是今天的云居寺所在地大石窝地区，发现了这里盛产汉白玉、艾叶青等上好石料，又有祖辈辈长于雕刻的工匠，为刊刻石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静琬登上小西天，也就是现在的石经山，发现四周群峰如莲瓣般环绕，小西天正是莲花心，依托天然的洞穴和四季长流的山泉，静琬选择了小西天，从此这里成为千年石经刊刻的起源之地。

　　静琬在《贞观八年题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更明白地说明了刻经的目的："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这句话强调了经文镌刻的目的是以备法难时，可以作为底本流传于世。世间如果有流通的佛经，就不要把石经发掘出来。1999年9月9日，云居寺举行的石经回藏，就是以"还静琬高僧护经宏愿，留华夏子孙旷世之宝"为主题。是对刻经目的的一次历史性尊重。

　　静琬大师自隋大业年间刻经至他圆寂的唐贞观十三年（639），约三十年间从未中断过刻经。他着眼于佛教兴亡的千秋大业，在荒山野岭中头顶日月，面对苍山，背靠茫野一锤一錾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从而也拉开了千年刻经的序幕。他早期刊刻石经和存放石经的地方是石经山雷音洞。石经山距云居寺2华里，因藏经而得名。石经山海拔450公尺，在山上有九个藏经洞，分上、下两层，共藏石经4196块。九个洞中只有雷音洞是对外开放的。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雷音洞的现状照片，此洞面积八十平方米，四壁镶嵌经板146块，大部分都是静琬大师亲手所写所刻的石经。静琬大师的笔墨既有魏碑的苍劲，又有唐楷的圆润，是我国书法艺术转形过渡期的代表作。真可谓字字珠玑，明朝姚广孝有诗赞美曰："琬公俱变灭，铁笔写苍石"。

藏经九洞

　　刻经事业发展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房山刻经事业达到鼎盛时期。但到了唐朝后期却因五代战乱一度衰落（也就是发生在后周时期周世宗的"灭佛"运动--佛教史中称其为第四次法难），到辽代复又兴起。

　　辽应历十五年，出现了千人邑会大修活动。《千人邑会之碑》中主要介绍当时寺主谦讽大师，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寺院大规模的修复和扩建，寺庙香火十分旺盛的盛况。"邑会"就是支持刻经事业的一个民间组织。由此说明房山石经的刊刻事业虽然有官方资助，但主要力量还是来自于民间，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工程。

　　公元十二世纪，金兵控制了北方，社会局势趋于平稳，石经山刻经活动继续进行。金代刻经始于金天会十年终于明昌二年。在展柜中展出的是金天眷三年，（1140年）沙门玄英和俗家弟子史君庆撰刻的《镌葬藏总经题字号目录》。金代的刻经规模不如前期，但是房山石经刊刻的又一重要时期，其内容重要，并且部分经文是宋辽以后译出的密宗经典，是大藏经的续补。辽、金两代共刻石经10082块，占房山石经总数量的三分之二。

　　在房山石经大规模的刊刻中，元代是不能不提及的。在元至正元年（1341年）高丽比丘慧月大师在游石经山时，看到雷音洞石户摧毁，慧月大师悯其石户残破，经本残缺，惜其将来浸泯静琬大师的功绩，从而感发化缘之念，于是便向朝野募化，修好了门户并补刻了五块残缺的石经。这五块石经数量不多，但它弥补了元一代刻经的空白，也为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不仅写下了历史的一笔，也架起了今天的桥梁。

　　刻经事业到了明代已经接近了尾声。明朝崇祯年间，在北京做官的一些南方籍的官吏、居士在北京石灯庵刊刻了200块石经，送到石经山珍藏。他们在雷音洞旁边开辟了一个小洞，明代的石刻佛经就藏于石经山第六洞又名宝藏洞。 "宝藏"二字，是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的手笔。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上海淞江县人。他于崇祯四年（1632年）游云居寺石经山，看到石经山藏经之巨，工程之浩，发自内心的感慨，乘兴写下"宝藏"二字。

　　云居宝藏，宝藏云居在千万人心目中达成了共识。

　　云居寺石经博物馆

石经地宫

　　为了更好保护这批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云居寺于1999年9月9日9时9分9秒将10082块辽、金石经全部回藏到恒温、恒湿、密闭、充满氮气的地宫中。

　　为了变于游客参观石经，地宫内部设有9个观察窗口，可以直接观察到10082块辽、金石经的壮观景象。纸经现藏22000多卷，为明代刻印本和手抄本，数量之多是国内各大名寺所罕见。木经始刻于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干隆三年(1738年)，现存七万七千多块，堪称我国木板经之最。

辽金石经